從生態觀看台灣現代詩壇 蔡秀菊2006/10/24
這個夏天，我擔任由台灣生態學會與靜宜大學生態學系合辦的「2006為尋找台灣生命力而走環境苦行」的領隊，循台1線、台9線、台26線、台17線及其他縣道，從6月26日至8月9日繞行台灣海岸線一周，經過十三縣六市，全程徒步約一千一百公里，歷時45天。
步行與單車、汽車、遊覽巴士旅遊截然不同，因為一步一腳印，更能親身感受每一交通指示牌的意義；因為深入每一鄉里，更能看見台灣地名背後深刻的意涵；因為實際接觸在地環保團體與居民長期承受的痛楚與無奈，更能感受台灣環境急切的潛在危機；因為親眼目睹在地人以不屈不撓的意志力，猶如小蝦米力搏財團與地方角頭、公部門勾結形成如大鯨魚般共生利益團體，更清楚自己未來該掌握的方向。
我雖非生態學者，但對此領域也不算完全外行。生態多樣性、自然關懷已然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主流價值，不管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甚至文學藝術，國際研討會上都出現融合生態的相關議題。台灣目前的生態危機複雜：外來種擠壓特有種、原生種棲地，已嚴重到令人束手無策的地步；為短暫利益而過度開發，導致自地球形成以來，必然與地震、颱風、海嘯…等共存的自然現象，卻變成台灣人每年得付出龐大社會成本的災害救援。
個人之所以要先拉拉雜雜提出生態觀點，這是為下文將觸及的台灣現代詩走向預做伏筆。以生態學界最引以為憂的小花蔓澤蘭為例，這種外來的蔓藤植物，擅長攀爬，且生命力旺盛，只要一小節枝條碰到樹幹，即可生根發芽。任何一株喬木一旦被它纏上，它即展現驚人的纏繞功夫，它的根系深入寄主主幹，貪婪吸食寄主養分；它的藤蔓一路由寄主主幹底部往上綿綿密密纏勒，最後爬上樹幹的最頂端，盡情享受陽光與生命的歡愉。當初毫無防備心的高大喬木，萬萬想不到有朝一日落得枯竭而死的命運。
為何早期未曾聽聞小花蔓澤蘭四處氾濫？因為台灣尚未加入WTO前，農民主要依賴農田維生，日夜勤於耕作，田間出現雜草蔓藤即予以鏟除，小花蔓澤蘭當然無機可乘。但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體質，卻是犧牲農業獨厚工業，工業發展又缺乏前瞻性，不願投資人力物力於替代能源研發，且讓污染最嚴重的石化業財團牽著鼻子走。政府缺乏輔導農民的配套措施，導致農業大舉上山，造成土石流一年比一年嚴重。平地農田休耕，小花蔓澤蘭剛好趁機擴張版圖，其他如日本菟蕬子也在蠢蠢欲動。由此可知，因循苟且的態度是縱容外來種僭越本土種的溫床。
戰後國民黨來台，隨即禁止台灣人使用日語，頓使台灣文學活動陷入死寂，能跨越語言的作家，並沒有自己的發表園地，初期只好依附外來文學團體，甚至讓外來者傲慢地說：「台灣沒有文學！」因此激發出台灣人要有台灣屬性的文學刊物的意志，《台灣文藝》、《笠詩刊》的出現，加入該文學集團的人都應該時刻銘記在心。
二十一世紀的核心價值，生態多樣性、文化多樣性已成主流趨勢。以筆者研究原住民的共管機制為例，聯合國特別訂定國際原住民日，美國、加拿大、紐西蘭、澳洲政府無不重新反省過去對當地原住民的迫害，拿出最大誠意補償過往的顢頇，包括立法保障、歸還保留區土地、提供原住民更多社會資源等。其次，生態學已發展出各類旁枝，如社會生態學、政治生態學、人類生態學、女性主義生態學等，但不管何種學域，原住民的生態智慧都居顯學。不僅自然科學家關心原生種、特有種的存活，社會科學家、文學家也非常重視少數民族文化，這是服膺生態多樣性、文化多樣性的國際趨勢。
台灣島嶼不大，卻有豐富的物種與文化，往往吸引國際學者主動來台從事研究。筆者在研究所期間，曾陪同日本地質學者、美國野生動物研究專家、加拿大與紐西蘭人類學家到原住民部落考察，美國蒙大拿州立大學Kerrry Forceman教授更向學校爭取到一個月由助教代課的經費，自行攜帶超過台幣百萬元以上的野生動物攝影調查設備，親自到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部落，教導當地人如何使用先進的電子器材調查傳統領域的動物資源。
筆者有機會跟隨Forceman教授學習如何放小型哺乳動物陷阱、如何在野外設定樣區、如何架設電子攝影器材等。和Forceman教授討論自然生態問題時，他說蒙大拿州幅員廣闊，他的研究區比新竹縣還大，但是物種卻沒有司馬庫斯部落山區豐富。筆者也在許多從事自然研究的朋友中聽到不少閒聞軼事，有位德國昆蟲學家初到台灣時，覺得這個毫不起眼的彈丸小島應該沒什麼看頭，誰知本地科學家帶他去低海拔山區繞幾天，這位昆蟲專家回國後不到半年，就帶著野調器材再度來台。
自然界特有種彌足珍貴，同樣道理，台灣詩人在國際現代詩壇中，亦應扮演書寫台灣風土的重要角色。各國文化不同，詩文學的表現風貌自然有異，亦即文化的多樣性。例如蒙古詩人必歌詠浩瀚草原，蒙古歌唱家特有的喉音，就是來自模擬馬的嘶鳴。台灣是多語言、多族群、生態相豐富的海洋國家，台灣詩人可以發揮的題材更多更廣。
筆者再以兩則故事饗以讀者：前蘇聯一位植物改良場的主管，場內保存許多原生種子，以備改良農作物遭遇菌害蟲災時配種之用。後來發生作物嚴重欠收，該主管只要把場內儲存的原生種子拿來充當食物，就有機會熬過飢荒，結果這位主管寧願死於飢餓卻為國家保存珍貴的原生種基因庫。另一則是某國家發生嚴重的水稻稻枯病，令病蟲害專家束手無策。最後有學者在非洲取得水稻原生種，拿來和育種的水稻配種後，方才逃過刧難，否則該國人民不知有多少人口將死於飢餓。基因庫的重要性已經是現代人所熟知的普通常識，文學基因庫的重要性與自然物種基因庫又有何異？
筆者常跟一位敬佩的哲學教授請益，他不諱言指陳台灣文化有很多劣質面，不敢說真話，只想當姑息放縱的濫好人就是其中之一，這是台灣文化承襲中國文化的劣根性。例如台灣山林濫墾問題嚴重，公部門如果在違法之初就展現公權力，也不至於落到無從取締的窘境。
台灣現代詩人若有自覺，應該思考如何扮演原生種角色，為文化多樣性的國際潮流盡一份心力。《台灣現代詩》的發行，也是基於上述考量。
走一趟千里徒步，筆者最大的感觸是聰明的台灣人太多，甘願當傻瓜說真話的人是稀有動物。台灣現代詩壇充斥相互吹捧、成群結黨、排除異己的歪風，有多少人真正以生命寫詩？有多少人真正以行動去關懷土地？
自以為趴在書桌前大量生產美辭佳句，或自詡為詩遊樂場的股東之ㄧ者，應該歸類為詩的推銷商而非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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