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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記            蔡秀菊

  2007年10月16日，我們一家五口分別從台灣、美國飛往法國巴黎機場會合，準備參加長女在法國的婚禮。

  可惜女兒的重大婚事，卻因遷居，從八月底短短一個半月的打包、出售舊宅、搬運東西，身為母親的我，完全無法為長女盡一點心力。所有繁瑣細節，全部交給女兒和女婿一手包辦，我只能自我安慰的說，這是年輕人的「獨立年代」。

  19日從巴黎搭火車往南部Grenoble，卻遇到巴黎十五年來最大規模的巴士、火車司機大罷工。在巴黎中央車站，讓我見識到歐洲旅客的風度，沒有謾罵、沒有媒體不斷的搧風點火。折騰一個下午，終於搭上火車，當火車抵達終點站時，車上廣播系統傳出司機歌唱似的到站通知，車廂內的乘客不由得笑出聲來。

  法式婚禮也顯現東西方文化差異，法國女婿認為結婚是「people give us faces」，因此男方只邀請最親近的朋友，和少數有密切往來的親戚。台灣家庭則認為兒女婚禮是彰顯父母驕榮的日子，賓客一半以上衝著新人的父母來的，這種宴客場合，當然也是拉攏社會關係的好機會。

  婚禮結束後，借住親家母家。親家母說：「在這世界上，我只能有一個母親，我不認為丈夫的母親和我的母親有相同份量。」她說大媳婦叫她「Mrs. Dantlo」、二媳婦叫她「Judith」，女兒回答「我也叫妳Judith好嗎？」親家母滿意地笑開來。

  《台灣現代詩》發行滿三年，適逢這段插曲，拉雜說些私事，不如說在回應陳銘堯「依照自己的理想和精神，建造一個內在的靈性的國，而快樂地生活在其中？」

  本期稿擠，未能編入的作品，敬請作者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