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奴隸的起來與不起來:〈共護寶島〉

 

〈共護寶島〉

 

台客翻身變好台,只因思維仍外來;

榮華已被民主埋,中主耿耿難忘懷;

入灶硬是要橫柴,吾人不再乖小孩;

牽手共護我寶島,豈可高掛免戰牌!(註六)

 

這是謝志偉的一首古體詩歌,以諷喻、荒謬、暗喻的手法寫之。本首詩歌,本無標題,標題〈共護寶島〉是筆者加上的。

詩歌文本中的「台客翻身變好台」,台客,變為好台,帶有些輕視的、土土的、沒水準的意味,這是外來大中國的優越感與思維性的混合操作留下的語言。人民如小孩般的單純、天真,本是好事,但如果太單純,太天真了,反而容易被獨裁統治者(主人),管得死死的,形同奴隷。做奴隷的,最怕的是永遠想做奴隷,不肯起來當主人,一旦肯起來,主人就害怕了。有關主人與奴隷,是謝志偉的妙喻(註七)。假設有兩位主人,一個在內,一個在外,互相聯手,奴隷可就更頭大了。詩歌作者寫到末兩句「牽手共護我寶島,豈可高掛免戰牌」,暗喻台灣面對一千多個飛彈,必須團結一心,牽手護衛,不求戰,但也不高掛免戰牌,呼籲不願再做乖小孩的、不願做奴隷的,要起來抗爭,不能坐以待斃。而反抗兩個主人的勾串聯手,就是「反共」。謝志偉說:「德國的文學的批判性使我意識到我那『雙洗』牌的成長年代:『統治者洗錢,被統治者洗腦』。在德國念了五年書,在德國社會生活了五年,讓我深刻體會到,藝術作品的美學功能是含括對人間世的積極介入的。』」(註八),這首詩歌,就是謝志偉對於此話的實踐。

 

四、奶粉的毒與不毒

 

〈賣台天良滅〉

 

都慶毒奶世界銷  台灣受害真不小

官員辱格露馬腳  軟弱金川如睡覺

不敢吭聲不敢叫 國際討論亂報哮

如此安排令人笑 自我矮化實不肖(註九)

 

 

這首詩歌〈賣台天良滅〉,與〈共護寶島〉詩歌一樣,仍是古體詩歌,作者是傅昭綺。首兩句「都慶毒奶世界銷  台灣受害真不小」這是說大陸毒奶粉銷售於全世界,也危害到台灣。云「都慶的奶粉」,是運用修辭的提喻格,將部分代全體,表示毒奶粉的銷售,並非僅此一家。次兩句「官員辱格露馬腳  軟弱金川如睡覺」其中的「馬腳」、「睡覺」,都是諷喻修辭格的運用。結尾兩句「如此安排令人笑 自我矮化實不肖」,令人笑話之事,一連串地發生,自有原因。奶粉的毒與不毒,官民的認知,確有差距,前者擺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後者認為事態嚴重。針對前者的態度,詩歌作者傅昭綺,發出憤怒之聲-賣台天良滅。從其憤怒之聲,間接可聽到反共的氣息。

 

結語:重估反共詩歌的精神價值

 

郭建寧說:「還應該看到,隨著“左”的錯誤的不斷發展,晚年毛澤東的哲學思維也越來越褊狹。比如在鬥爭性與統一性的關係上,越來越強調鬥爭性,而忽視統一性;在客觀規律性與主觀的能動性的關係上,越來越排斥客觀規律性,而誇大主觀能動性的作用;在個人與群眾的關係上,越來越相信自己,突出自己。並最終形成了政治上的鬥爭哲學,經濟上的冒進哲學,組織上的個人崇拜哲學。這既是晚年毛澤東哲學失誤的主要表現,也是導致“十年文化大革命”歷史悲劇的哲學根源。」(註十)毛澤東的哲學失誤,產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劇。由是可知,海峽彼岸的領導人,既是人,而非神,其領導方向,有時也會犯錯,同樣的,對海峽此岸的領導人,亦應作如是觀。茲值兩岸「敵」、「我」正交歡共謀之際,反共詩歌的精神價值,確有必要予以重估:假借反共詩歌求名圖利者,其所創作的反共詩歌,毋須予以置評,反之,則宜予崇揚。

 自審美的效果而言,新舊反共詩歌的藝術表現,整體言之,容或有不足之處,大多採用透明語言及寫實、敘述手法寫作,以達到宣傳、教化目的。但其詩歌文本所蘊涵的價值也在這方面:具有昂揚的反共精神。李衛華說:「在偉勒克看來,文學的本體在於其決定性結構,這一結構的“決定性”,在於其價值,但這一結構又只有在讀者的閱讀經驗中才能獲得實現。據此,他將一切對文學作品的決定結構和價值的研究稱為“內部研究”,而將關於文學作品的經驗事實的研究稱為“外部研究”。」(註十一),如果從此外部研究來看,反共文學處於特殊時間、特定空間的要求下,因為國家與民族正繫於生死存亡的時刻,文學審美的效果的追求,自然退居其次了,所以,政治意識主導著詩人的寫作意圖,至為明顯。王德威說:「那邊要統,這邊要獨。『漢』『賊』早已兩立,『敵』『我』正在言歡。四十年前的神聖使命,成了四十年後的今古奇觀。反共復國文學此時不銷聲匿,更待何時?文學律動是有生命週期的,政治文學尤其倉卒難測。觀諸反共小說的一頁消長,信然。」(註十二),雖然反共小說銷聲匿跡了,但從以上所舉的新反共詩歌的例子來看,反共詩歌,並未消亡,它仍然承襲著反共精神存在;反共詩歌,不管新舊,在當時的外在環境,自有其特定的文本價值,若干反共詩人的反共精神,亦值得尊敬,例如已故反共詩人古丁,是也,可從其下列一段話,得到明證。他生前曾云:「但是,當大陸淪陷之後,我們退處台灣,因為政治環境的改變,文藝的作風也為之一變。大家靜下來檢討過去失敗的原因,才恍然覺悟到實由於共黨利用了文藝的力量,打擊了政府的威信,摧毀了我們的民心和士氣,於是痛定思痛,文藝才開始回復到追求真、善、美的本來面目,同時也體驗到了個人的命運與時代的關係,進而加強了戰鬥的意識,揭發共黨罪惡,進行著為自己配備上精神武裝。」。(註十三)

 新舊反共詩歌的反共精神本質一直不變,但反共的對象,有了改變。以前反共的對象,甚為單純,僅是指向中共政權,現在則是加上海峽此岸對彼岸政權的附和者,甚至已投懷送抱者,換言之,反共的「質」一樣,但反共對象的「量」增加了。前面已譬喻過,室內的主人壓制不了奴隷,共串室外的另一主人,一起壓制奴隷,不願給奴隷有當家做主的機會,如此,奴隷反抗的對象,主人由一變二,其「量」自然增加了;如以人頭計算,那就億萬以上了。此外,舊的反共詩歌,是立足於三民主義,為消滅敵人,統一對方而寫的;新的反共詩歌,是植根於後殖民主義及詩歌是一種挑戰命運的精神,為反抗殖民者,追求自主、自由,改造命運而寫的。

歷史的時空,常會倒置;邏輯的次序,常會錯亂。反共對象的演變,導致新舊反共詩歌的反映現實,不斷地遷移。閱讀了前述的反共詩歌,並予以析分論證其並非全無文本價值,具有一定的「興觀群怨」的詩歌功能及昂揚的反共精神之後,也見證到人性的善良與醜惡、忠誠與奸邪的兩極化,不免令人喟歎不已。

 

註一:羅雲《蔣總統心戰訓示之研究》第三十頁,祥雲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四年十月。

註二:胡家祥《審美學》第一九一頁,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二00七年六月。

註三:吳尚華〈中國當代詩歌藝術轉型論〉第十一頁,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二00四年十二月。

註四:張雙英《二十世紀台灣新詩史》第一三0頁,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二00六年八月。

註五:羅雲《蔣總統心戰訓示之研究》第五十七頁,祥雲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四年十月。

註六:謝志偉《來得集》第一六三頁,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二00八年二月。

註七:謝志偉《來得集》第一六二頁,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二00八年二月。

註八:謝志偉《來得集》封底反頁,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二00八年二月。

註九:民國九十七年十月十八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註十:郭建寧《當代中國哲學》第六頁,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二00八年一月。

註十一:李衛華《價值評判與文本細讀--“新批評”之文學理論研究》第五十二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二00六年十二月。

註十二: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貳)--台灣一九八九~二00三評論卷(二)第七三六頁,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二00三年十月。

註十三:古丁《新文藝論集》第二十五頁,文藝月刊社出版,一九六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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