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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南方到台灣，關於主體的思考

在上一小節中曾提及，關於「南方」與「台灣」、「南方詩書寫」與「台灣現代詩（史）」間互為主體性的聯結、對話、融涉關係。接下來要談的是，如何使其成為可能，或是如何使「台灣」成為一種方法論，對此，先引述江自得的一段話：

如果我們承認在過去曾經有「台灣文學」的存在，如果我們希望未來

「台灣文學」這個名稱與實質內容仍持續存在，那麼，台灣作家／詩

人應站在「以台灣為中心」的基礎上重構多元、多中心的歷史記憶，

創作活潑生動且具多元價值、具豐富意義的台灣文學。[1]

這段話雖未單指現代詩的境況，但若以「台灣文學」的大範疇來談，應同樣適用才是。敘述中有個重要的觀點在於：「台灣詩人應站在『以台灣為中心』的基礎上重構多元、多中心的歷史記憶。」所謂的重構多元、多中心的歷史記憶，基本上是一種後殖民與後現代折衝後的理想化境況。在「建構」與「解構」的兩大課題下，「台灣」作為「中心」的思考是必須肯定，然而若能將「台灣」視為一個「空」的狀態，[2]將能呈現出不同的展延性。關於此，筆者以為《近代的超克》的論點，雖不盡符合台灣現代詩（史）、社會現狀，但概念依然能夠提供部分思考，並使南方、南方詩書寫成為一個長續並負有動能的力量。針對此點，或可從幾個面向討論之：一、「台灣」作為方法論的可能性；二、「南方」的精神動能位階；三、「台灣」作為方法論的困境，以下分別述明。

首先，談到「台灣」作為一種方法論，[3] 是將「台灣」轉換一個具有容納、辯證的狀態。這不僅僅是「南方」，連帶地其他關乎於台灣的質素，都能被融入其中，舉例來說，蔡榮勇[4]〈八掌溪有話要說〉[5]描述「彰化八掌溪事件」，或是像張信吉[6]的〈六輕之海〉、〈二尖山遠眺〉、〈夜宿雲林石壁山懷古〉[7]等詩作，亦是結合雲林的地理／文化／書寫，除了各自的地理、文化元素之外，因為他們關於（且關懷）台灣的書寫，因此皆能被容納在「台灣」之中。同時，也因為「台灣」作為方法論的思考，使得南方的詩人群，他們的歷史視域投射台灣整體，例如曾貴海的〈殖民的幽靈遠離了嗎〉、〈奪回你們的命運契約〉、〈我們真的需要一個國家〉[8]；許達然[9]的〈一九八八年台灣印像〉[10]、李敏勇的〈被遺忘的歷史〉、〈縮影〉、〈國家〉、〈變奏曲〉[11]、鄭烱明的〈獨裁者的眼淚〉、〈在這擁擠的島上〉、〈勝利者〉[12]、利玉芳的〈月亮也繫上黃絲帶〉、〈漢人的女兒〉[13]、李昌憲的〈台灣媽祖〉、〈土場部落〉[14]等，在看似脫離了出生地、移動的居地的元素後，有著可依循及堅實的「精神往返路徑」。這也呼應了前一小節所提到「互為主體性」概念，因為歷史視域使他們在「南方」與「台灣」有著強烈聯結，並未拋棄任何一者，或者說，若拋棄其中一者的歷史視域，也將無所依存。

此外，「台灣」作為方法論的思考，是同時具備了「自覺」、「抵抗」的。因為若「台灣」作為方法論，只是一個毫無節制的容納、自我批判的力量，那麼就失去了任何意義，也就是說此方法論是通過辯證、對話、剔除及吸納的反覆過程，使其呈現了一鮮明、茁壯的様態，如曾貴海的〈奪回你們的命運契約〉或李敏勇的〈被遺忘的歷史〉，就是通過歷史的梳理，重新省思台灣的位置，進而對當下、未來產生嚮往。至於所謂的「抵抗」，是將台灣置放在一個實踐的軸線（甚至是戰線）底下，產生比較與對話的實質狀態。這其實接近於竹內好將「亞洲」作為一集結體，作為反制被西方他者化的抵抗戰線，這對於台灣或台灣現代詩（史），亦有相同的啟示，因為台灣或台灣現代詩（史）若無法聚合、自覺其位置，那麼他者化、邊緣化的命運就不可能擺脫得掉，對此如李敏勇的〈變奏曲〉一詩，即通過1997年香港回歸的景象，對台灣的政治走向作了一定程度的思索，並鞏固台灣（島）作為一個國家的堅實立場，且突出台灣避免被邊緣化、他者化甚至是殖民化的思維，正是台灣能否集結成為抵抗的戰線的主要關鍵。

第二點要談到的「南方」的精神動能位階。簡言之，將「台灣」視為方法論、「空」的容納體，並不能保證它具有自我驅動、自覺或抵抗的力量。在此情形下，南方或南方詩書寫，提供了「台灣」及「台灣現代詩（史）」一個「精神動力」，驅動或引領其走向，例如李敏勇的〈故鄉〉、利玉芳的〈賞鷹〉等，即代表著一種南方與台灣的聯結，並使南方詩書寫具備高度精神動能，投射並引領台灣現代詩（史）走向現實的批判、省思。因此南方詩書寫不僅是需符合地理、文化與書寫的複合要求，更重要的是它形構了台灣現代詩壇、詩史（甚而文學史）必須擁有「自覺」、「抵抗」的能力。

第三點要談的是「台灣」作為方法論的困境，雖然前面提到「台灣」作為方法論的可能性，但台灣歷史的複雜情況，確實影響了「台灣」作為方法論的主體思考，亦即，台灣在日本、美國、中國等霸權體的相對位置下，呈現了極度不對等的位階，甚至是一種「他者」的附屬關係，使得台灣雖有「顯影」，但並不「實存」，這裡所謂的非實存，是指著「台灣」在無法脫離「他者」的狀態下，難以產生真正的主體，更遑論一個「空」的容納體。但讀者必須理解的是，這並非要將所有「非台灣」的現代詩書寫全部自此驅逐，而是必須重新思索，當前的台灣及台灣現代詩（史）所遭遇的困境，那個看似「空」的容納體，在殖民陰影、政治戒嚴、國家機器的意識型態的介入下，竟意外地「填滿」了這個「空」的容納體，似乎難以找到任何的空隙。故此，類似於江自得提出的「以台灣為中心」顯得格外重要，因為這是一種突破與對話的啟端，必須確保台灣作為「空」的可能性，而不是一種「被填滿」且無以言說的狀態。

但讀者或許會問，前面不是提到台灣作為一種方法論，是呈現著「空」與開放性的，那麼所謂的主體的意義何在？對此應理解的是，主體的產生不是最終的樣態（或是竹內好所謂的「目的」），而是一種互為存在、觀看的方式，如果那是個目的，就像一部火車走向了終點，再也無法欣賞任何的風景。但這也並不是說這部火車毫無軌跡可尋，這部火車名為「台灣」，並且能容納許多人共同參與其中、欣賞不同的風景。而這呼應了前面所述，「南方」提供了「台灣」燃料的來源，但在行進間，必須互相確認進度、軌跡，讓這趟旅程能留下更多的共同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