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什麼樣的「南方」？
「南方」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它具有絕對性還是相對性？對此，也許毋需先將「南方」和「非南方」對立起來，但其中確實有值得思索之處。只是在進入「南方」（或「南方詩書寫」）[1]的探討之前，似乎有必要透過異／同質性的區分與定義，方能使討論更為聚焦，使「南方」的圖像、意涵更為鮮明。對此，或可從幾個面向析論之：一、「三位一體」的複合性；二、社群的集結，其中包括了「傳播社群」與「運動社群」互援的特點；三、南方與台灣、南方詩書寫與台灣現代詩（史）「互為主體性」的觀照，以下就分別敘述之。
首先，所謂的「三位一體」是建立在地理／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環保等）／書寫的三個層次之上，例如李敏勇、曾貴海、鄭烱明、李昌憲、利玉芳、陳坤崙等詩人，他們的出生地、移動的居地多分佈在南方的地理區塊，而他們也或多或少透過出生地、移動的居地之地景空間作為書寫的課題，使他們在地理的認同及出發點上，投射出對南方的情感。[2]以下就舉利玉芳[3]的詩作為例：
〈掌紋〉
（前略）
自從嫁來下營這個小村
細看掌紋
像是庄北的急水溪
更像故鄉的東港溪
這條河壩
畫夜汨汨地流
生命線彷彿連著母親的臍帶
事業線順著河川的彎道游去
愛情線的河床吹來藺草的鹼味
（後略）[4]
這首詩寫到兩個「地理空間」，一是「庄北的急水溪」，一是「故鄉的東港溪」，前者是詩人嫁居之地，後者則是故鄉景色。對詩人而言，移動並不是剝離、逃避而是雙重的擁有，使詩人能夠關注她的故鄉－屏東，也能關懷她嫁居之地－台南。這種地理空間上的移動，是一種情感的延伸、精神的探源結合的表述，這也致使詩人陸續寫了像〈原始之愛──寄給高屏溪〉、〈消失的倒風內海〉[5]等作品。
次之，「三位一體」中不可忽略的是，詩人們也依循台灣的歷史發展，發表（或書寫）了從南方觀看台灣的詩作，例如李敏勇的〈故鄉〉[6]、利玉芳的〈賞鷹〉[7]等，都是1980-1990年代期間，運用南方的元素轉向針對台灣的政治、社會、環保的批判省思，更遑論像鄭烱明[8]的〈高雄水產試驗場所見〉、〈重生的音符──記高雄市二二八紀念碑〉[9]；李昌憲[10]的〈黑面琵鷺〉[11]、〈老農民〉、〈尋訪安平壺〉[12]、曾貴海[13]的〈排灣母親織物上的纏染〉[14]等許多從南方出發的書寫，都是站在類似的視角與台灣圖像聯結。以下就先以李敏勇1988年的〈故鄉〉為例：
故鄉海邊
儲存核爆的巨球代替燈塔
封鎖港口
鎮壓人心
荒廢的瓊麻山
像被曬焦的父親的肩膀
支撐著輪電線
延伸到島嶼其他地方
夜暗中點亮燈光
燃燒的鎢絲
有故鄉的痛楚
在封閉的心裡吶喊
落山風嗚咽
聲音消失在環繞的海
一把月琴
思想起[15]
詩中所寫的核電廠，其實是自70年代以來，台灣為了發展經濟以及核電，而選擇在台灣最南端的墾丁做為建廠處。[16]在發展核能之後，墾丁及恆春的環境生態遭受很大的改變，有「荒廢的瓊麻山」和落山風逐漸減小的改變，詩人只能唱起「思想起」，只能聽著「故鄉的痛楚／在封閉的心裡吶喊」。「月琴」之聲在夜的長嘯中撕裂著風的完整、海的平靜與瓊麻山那躺臥的海岸線，取而代之的是永不熄滅的鎢絲及伴隨而至的電線桿衛兵。李敏勇透過地方的課題，投射回台灣社會發展的弊病，深刻地對於核三廠對恆春地區的傷害作出不一的批判。
從上述討論來看，似乎已解決了如何定義「南方」？實則不然，因為相對於「三位一體」的位階，「社群的集結」才能說明南方的殊異之處，其中又可分為「傳播社群」、「運動社群」。
所謂的「傳播社群」，是指類似春暉出版社、《文學界》[17]、《文學台灣》[18]等刊物所聚合的書寫組織。這不是指某一地理（地方）具有出版社、刊物就能夠代表，或具有一定的實踐動能，但若審視春暉出版社[19]、《文學界》、《文學台灣》，皆在一定程度上，與台灣文學（或台灣現代詩）相互支援，透顯出文學傳播應有的影響，並對「南方」的形構、實踐策略是有一定助益的。[20]
至於「運動社群」，則是因應台灣社會變遷、環保污染嚴重與環保生態意識的萌生，致使南方的社會運動興起而組織的社群，著名者，如曾貴海投入的一系列的南方綠色革命：衛武營公園運動及衛武營促進會的成立、高屏溪環保運動及高屏溪綠色聯盟的成立、高雄市綠色協會的成立等等，都促使南方的綠色（與環保）運動勃興而起。類似於此的運動社群，其部分成員恰與南方詩人群的構成重疊，並形成一股具有論述、運動實踐的組織。[21]
從「社群的集結」審視，就可以發現「南方」組構的高度疊合性、強烈實踐性與熱愛土地的情懷。但這非說「非南方」的區域，就缺少類似的社群組織，但針對南方詩人群來說，其特殊點即在於，他們的詩人身分，又結合了「傳播」與「運動」的途徑，使得南方具有了相當堅實的實踐能量。
第三點，要談到的是「互為主體性」[22]的觀照，此處的「互為主體性」是指「南方」與「台灣」、「南方詩書寫」與「台灣現代詩（史）」是相互開展、對話、融涉的狀態，並依此確認彼此的實存。然而這看來再簡易不過的論點，卻有著諸多的困境與亟待深論之處，對此將在下一個小節繼續討論，此處要說明的是，「南方」與「南方詩書寫」是個絕對性的存在，但同時又與「台灣」、「台灣現代詩（史）」相對而依存的。也許讀者會問，難道「南方」與「台灣」、「南方詩書寫」與「台灣現代詩（史）」就真的呈現「互為主體性」的狀態嗎？針對這樣的質問，只要翻閱《重生的音符：解嚴後笠詩選》等詩選集，或回顧曾貴海、利玉芳、李昌憲的詩作，即可發現這確實是南方詩書寫的特點。換句話說，這是一種互涉及確認彼此存在的對話狀態，他們不僅關注「南方」，他們也關注「台灣」，在「南方」的視角上探見了「台灣」，而從台灣歷史的軸線中回應了「南方」衍發的課題，進而產生了高度的聯結，使「南方」不在台灣的相關論述中缺席，也不使「南方」與「台灣」背馳，兩者的共生使彼此互為存在。
[1] 為便於行文及討論，本文將不仔細區辨「南方」與「南方詩書寫」的內部差異。然而廣泛地來
說，「南方」是聚合了地理／文化／書寫的複合概念，並在傳播媒介、社會運動的支援下，形
構出一獨特的社群，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蓋涵了「南方詩書寫」的內涵；另一方面，「南方詩書
寫」則相對應於台灣現代詩（史）的發展境域。
[2] 無可否認地，地理上的區隔確實限制我們的討論，也無法完全（或完整）地呈現南方詩人群他
們的關注面向。但就一個「南方」所賦有的精神動能，這似乎成為了一種必要的限縮，方能區
辨出「非南方」書寫的差異。
[3] 利玉芳，屏東縣內埔鄉人。請見《重生的音符：解嚴後笠詩選》，頁440。
[4]〈掌紋〉發表於2001年，請見《重生的音符：解嚴後笠詩選》，頁446-447。
[5] 〈原始之愛──寄給高屏溪〉選自2001年出版的《淡飲洛神花茶的早晨》；〈消失的倒風內海〉
發表於2004年，請見《重生的音符：解嚴後笠詩選》，頁445-446、456-457。
[6] 李敏勇，屏東人，在高雄出生。請見《重生的音符：解嚴後笠詩選》，頁308。
[7] 此詩發表於1995年10月，請見《重生的音符：解嚴後笠詩選》，頁444。
[8] 鄭烱明，生於高雄市。請見《重生的音符：解嚴後笠詩選》，頁374。
[9] 〈高雄水產試驗場所見〉寫於2006年；〈重生的音符──記高雄市二二八紀念碑〉寫於2007
年。請見《重生的音符：解嚴後笠詩選》，頁390-392。
[10] 李昌憲，生於台南縣南化鄉。請見《重生的音符：解嚴後笠詩選》，頁506。
[11] 此詩發表於2001年，請見《重生的音符：解嚴後笠詩選》，頁512-513。
[12] 〈老農民〉、〈尋訪安平壺〉發表於2006年，請見《重生的音符：解嚴後笠詩選》，頁521-524。
[13] 曾貴海，生於屏東縣佳冬鄉。請見《重生的音符：解嚴後笠詩選》，頁242。
[14] 發表於2007年。請見《重生的音符：解嚴後笠詩選》，頁25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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