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系列中我想大部分針對詩人作品談其定位、特色，我先舉鄭烱明、李敏勇兩位詩人有很深意義，我想從相關題外話引入今天的口述。
一、從史料談起
在此部分我提出幾個問題作為序言的替代。最近讀到一篇文章（論述？），明明有第一手史料堆積如山，偏偏引用第三、四手資料，作者不讀書、胡言亂語，主編就該注意這種錯誤的文章，避免刊登以免貽笑大方。所以今天先從鄭烱明、李敏勇的史料來作一點說明，我所要談的最主要的是從史料來看他們的詩綜合性及可供思考的部分。
鄭烱明最主要的著作大概是後期出版的《三重奏》，以及前期收納在南瀛文學獎《鄭烱明詩選》裡面的作品，他也寫很多隨筆和評論。如八○年代中期他編輯的《台灣精神的崛起》，幾乎是研究台灣現代詩史和《笠》詩刊絕對不可缺乏的資料。而李敏勇有將近五十冊以上的著作，一年以二至四本的速度在出書十分驚人。他的詩集從《雲的語言》到近期的《自白書》至少有七冊以上的單行本，複合本更不用說，這些是論述他們兩位詩人的第一手資料，學院內的研究也不少，李敏勇至少有六冊碩論，鄭烱明至少有四冊。
我深深覺得只有在仔細閱讀史料之餘，才有可能看到詩人的輪廓並得到較明晰的論點，且從這些作品的論述方能窺見詩人的創作及其他文學活動的理念和展開過程，確切掌握詩人的軌跡。
接著我要解釋一下今天的標題〈狀況與存在〉，當然對所有詩人的論述都可以有不同標題，然而我使用這個標題不能不說有一些深層意涵。1. 「狀況」是指外在現實狀況，「存在」則為個人或人的存在之探索。看看他們兩位的創作，基本上「狀況與存在」是一個可以作為盤據在論述中心的簡明概括，然而他們的詩並不能僅用此標題來完全說明或含括，譬如詩表現的方法論也可以用別的角度來加以詮釋。2. 共同定位的律則：在前篇的序章我已提過戰後詩具備四個明確不易的意識與精神意涵，外部跟內面精神必然經過對峙、對比、認識、觀察乃至調和才能產生詩人個人精神內層的深深涵意，題材轉化為主題而成為詩。就此點而言，「狀況」應指台灣時代演進狀況，「存在」意指詩人對自身與人存在的思索，我認為這種論述比較容易掌握詩人特徵的表達方式。3. 至於「戰後詩」，我在上一章提到一九六四年以後的「時間遲緩結構」，鄭烱明、李敏勇於六○年代後期就已登場，他們的創作毫無停歇，一直延伸到二十一世紀，其中具備較大的意義在於傳統精神的樹立與繼承，可以成為台灣現代詩壇範例。鄭烱明有一首〈無聲的歌〉「伴著上一代殘留的苦痛╱屢次，我彈奏它╱不管白晝或夜晚」（江、鄭、曾2003：120）。李敏勇在他的著述中不斷提及前代詩人與戰後詩人如父與子的比喻，裡面有明顯的傳承意識、歷史主體意識、批評精神和生活現實意識自然含括其中，值得一提。4. 我個人認為詩人至少有兩種類型：一種是自然的揮灑，一種是下意識地鍥而不捨的主題設計創作，後者比前者更容易存在詩創作的信念與論理思想。有些人是跟隨流行而刻意創作，有些人則更為堅實的秉持他的理念來進行計畫性的表現與宣示。我認為他們兩位的作品都是具有強烈信念思想的詩，不曾追求流行卻表達了台灣階段性的時代意識與共通的人之存在的種種思考。
鄭烱明、李敏勇代表台灣戰後世代的一個起點，這是我們首先必須提到他們兩位詩人的最大動因。有研究者早已指出「戰後世代」這個稱呼具有特殊意義，不同於一般所謂一九四五年以後出生在台灣的中國詩人的思考，是有一番道理的。我們在確認「戰後世代」詩人之際，選擇從鄭烱明、李敏勇兩位詩人出發，其後可以陸續對於「戰後世代」詩人作明確勾勒。
二、從比較的視野來展開
此部分我想對他們兩人的創作作一些前提敘述，從比較的視野來展開。
從創作乃至文化活動的推移與開展，鄭烱明和李敏勇其實有很多相似點。如鄭烱明從《文學界》到《文學台灣》的創辦，與世界詩人的交流活動（日本、韓國、蒙古及其他各國詩人），李敏勇創立台灣筆會、參與人權與歷史文化種種活動（如二二八基金會、鄭南榕金會、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等），從一九九九年五月開始作為專欄的文化評論作家。然而，作為詩人最重要的還是他們的創作活動與歷程。
我在其他的論述文章中也有提起這個問題，底下再簡要地加以說明。1. 他們兩位都是《笠》詩刊主流風格的創作實踐者，可以從作品得到印證。2. 他們的創作方法論有若干差異，依我私見，鄭烱明的方法是敘述→場面→事件、問題→理念→思想，而李敏勇則為表現→風景→畫面→心境→理念→思想，如此大略區分已可燭見他們的共同點是：具備論理性或者具體體驗的題材與感受，來發揮形成思想性的共通特色。3. 他們作品的階段性區分相當明顯，足以呈現台灣的時代狀況，對於存在的思考也有個人的詩的抒情作為形式來加以表現，前面已經提及的「狀況」和「存在」可以說是貫穿初期到近期不曾游離的特質。透過作品可以看出他們推移的演化歷程。
從比較的視野來展開對他們的論述，其實是多重而繁複、同異相間，有其相當困難度，如果說鄭烱明是早熟的詩人，有穩定的思考；李敏勇則具備天生詩人的氣質和魅力，不斷地擦亮著眼睛而注視周圍，共同地從時代意識形成帶有批判性的思想，自人的觀察與自身的感受產生人生理想的追求。
三、鄭烱明的詩
嚴格說來，鄭烱明的詩作可以二十歲時創作的《二十詩鈔》作為里程碑，他主要的詩集依序為《歸途》、《悲劇的想像》、《蕃薯之歌》、《最後的戀歌》、《三重奏》。我個人的看法，從一九六○年代持續迄今鄭烱明的詩從最早期的生活意識和「存在」的思考出發，漸漸走入現實的觀察和批評，八○年代則以台灣的政治社會作為思考中心，將思想血肉化與詩化，將與現實時代密切關連的事物加以對象化與詩化，而近期的作品則綜合這些創作歷程與主題，也帶有立基於日常性的想像。《歸途》雖然存在與生活的感想作為基底的素材與主題，但已經具備思考乃至形而上觀念的內蘊，如〈我是一隻思想的鳥〉以鳥作為平易的比喻，其中一句「嬌小的嘴銜著人生的謎語」（鄭2003：41），〈涼爽的雨後〉詩中蝸牛觸角的探觸，可以形成對於人生存在的更深想像，至於他這個時期的名作〈歸途〉、〈誤會〉都具備深度的機智性、反逆性、不同角度的人生存在的思索。《悲劇的想像》誠如詩集標題同名的詩「屈原的投江╱梵谷的毫不吝嗇地把自己的一隻耳朵╱割下來送給妓女╱以及三島由紀夫的切腹╱他們都不是在證明什麼╱或想否定什麼╱但卻時常出現在我底夢裡╱以一朵黑色的鬱金香」（鄭2003：81）我們看到從實際場面而形成對於美和藝術的想像。而這本詩集裡若干作品，如〈事實〉、〈瘋狂〉已經顯示向著「思想」創作轉移。《蕃薯之歌》則幾乎以現實狀況作為主題的作品佔多數，如〈慶功宴〉批判台灣的選舉，〈放生〉追求自立和自主；〈有一個人〉揭發監視者的面目和真相「我無法擺脫他╱這一生，我想╱除非自地球上消失」（鄭2003：122）（歐威爾說老大哥在注視你）；〈颱風過後〉顯示即使在艱辛的環境裡，也充滿祈願和希望的追求。《最後的戀歌》我認為最足以顯示鄭烱明對時代苦難的見證和人道主義、理想主義的追求。據我的閱讀考察，他透過種種比喻（如男女之間的愛）一方面顯示在政治高壓下受難者的決心和意志，一方面不放棄人道關懷、堅持和未來理想的願景。而本集中也有相當詩作批判不正與不義，如〈口號〉。
最後，來談談鄭烱明近期的詩集《三重奏》。這本詩集有一些詩人個人所思所感的表達，也有他的「狀況」與「存在」主題認識的綜合性格，從物像、人物、事物、生活的感想與思考到社會政治的觀察與批評，有抒情、理念的表陳、時代狀況的省思，也有對於台灣持續關懷的大主題，如許達然教授提到的自身主體性和台灣主體性的建構。依我個人閱讀，有一部分加入了時空意識（地理與歷史），如〈玉山〉、〈高雄水產試驗所所見〉、〈薛家古厝〉、〈重生的音符〉，我特別喜歡其中兩首〈雪〉（見附錄1）、〈父親〉。〈雪〉這首詩有一定構成，在景物中顯示人存在的思考，具有強烈的想像、抒情和哀愁。〈父親〉完全以實像具體簡要的場面來表現家族的親情。現實中令人感受虛幻的影像卻有其真情，最後兩句「我知道父親終於遺忘了戰爭╱而死亡卻緊緊跟隨著他」（鄭2008：43）加深了詩的意味。
鄭烱明的詩是敘述的，大體構成上相當完整，在時代的意識之中，顯示作為見證者的詩人明確內裡，常常加入反諷、幽默和戲劇性的事件場面，而他的抒情、冷靜卻真摯，頗能顯示詩如其人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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