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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藝評家耶司巴爾薩(J. J. Esparza)著書指陳了當代藝術的八大罪狀,第一條就是「病態的求新」。創新是藝術家共同追求的目標,但捨生命內容僅求形式之新卻是病態的。波赫士(J. L. Borges)認為「文學沒什麼原創性,一切都是重寫。」重寫是藝術的、形式的。但他並非否定文學的創意,而是指出「重寫」的形式創新乃當代文學藝術的焦點。然文學內容之所以被一再重寫,也意味著它有不可被取代的重要性。生命的問題就是這個被一再重寫的內容,不管以何種形式的模仿或再現,生命的關懷都是文學價值的永恆基礎。波赫士在其帶有自傳色彩的短篇故事〈南方〉裡,借主角——歐洲移民後裔的話信誓旦旦地說:「他深深感到自己是個阿根廷人。」他從前衛回頭擁抱鄉土,即是他在生活場域中對自己生命與文化的認同。耶氏批評之意是:藝術家往往迷失於外在的求新,將文學藝術當作一場純粹的符號遊戲,只有技巧與形式,而無真實的生命內容。

里爾克(R. M. Rilke)和聶魯達(P. Neruda)是二十世紀兩位不同類型卻同樣偉大的詩人,前者雖是個純粹的詩人,但他在《杜英諾悲歌》中也說:「他們只是彼此蒙蔽著他們的命運……」意欲探索精神與現實的生命;後者只想成為現實與生命的歌者,他在《漫歌》首章的序詩〈心愛的美洲〉裡說:「我,黏土作的印加人,曾敲打著石頭並說:誰在等我?」這是他面對美洲文化生命的選擇。

不管詩人專注的是內在或外在的世界,都沒離開普遍真實的生命關懷。潮流永遠在變,「生命」卻一再地被重寫。         (2012/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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