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後記 蔡秀菊
這個燠熱的夏日，天空就像再熟悉不過的謊言，一會飄來幾片烏雲，以為總算盼到些許午後陣雨的清涼，誰知豔陽馬上當空耀眼，淫威灼灼。
這個燠熱的夏日，史帝芬‧茨威格（Stefan Zweig, 1881-1942）《昨日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意外地成了我的每日必讀。我終於懂了，陷溺在焦慮、悲哀、失望中的人，原來最需要跳出痛苦的漩渦，站上一定「高度」，才能看清現狀。
茨威格出生維也納中產階級猶太家庭，細膩地描繪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歐洲，真實反映當時文人作家，有人甘願淪為極權者的附庸，卻有少數如羅曼˙羅蘭的道德良知者，用文學對抗不義的國家主義。在未爆發一戰前，二十世紀初的歐洲文化何等輝煌，各國如兄弟般和平共處，文人彼此傾心相交。
茨威格在書中點出作家的責任：「作家本應是人類一切人性的維護者和護衛者。當最初的狂熱漸漸褪去後，其中有些人也恨快嘗到了苦頭，他們感到自己先前說的話非常噁心。」他舉德國詩人利騷（Ernst Lissauer,1882-1937）於一戰爆發時，一首〈對英國的仇恨之歌〉一夕之間爆紅，並贏得一枚戰爭中的最高榮譽勳章，大戰結束，他卻變成煽動仇恨的罪人。茨威格說的好「那首詩曾將他高高捧起，為的是最終將他摔得粉碎。」
我終於釋懷了，眼前媒體謊言連篇、眼前有人得意忘形，都不算什麼。希特勒曾經橫掃歐洲，毛澤東曾經把蔣介石趕到台灣，文化大革命才十年功夫，《毛語錄》已被丟到一旁。這些實例，不過都是近七十年內的歷史。我終於懂了，詩人唯一服務的對象，只有民主、自由、人權。
台灣詩人，此刻你不覺得因與歷史、時代與生命產生關連而有了奮起之心嗎！
（2009.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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