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外子買了一小塊農地，一口氣種了將近300株落羽松，朋友看到都說種得太密，樹會長不好，外子卻自有想法，他認為樹和人一樣，不能讓它們太安逸，環境越舒適，適應力就越差，經過激烈競爭而能存活下來的樹木，一定長得強壯，原來他用教育子女的理論，套用在農地上的樹木栽培。
第一年，落羽松沒有出現預期的適應不良症，僅僅樹棵體質不佳的植株枯死，超過九成都長得翠綠挺直。不過，我也注意到先天體質及後天環境所造成的差異，陽光充足的地方落羽松長得特別高大，反之，鄰近竹林處因濃密竹葉遮蔽光線，植株顯得矮瘦。第二年夏天，我發現幾株落羽松的樹梢呈現枯黃，還以為是樹木本身的體質問題。無意間在側枝上瞧見一個如綠豆般大小的洞，洞口有一隻白色小蟲不停地在蠕動，驚呼外子前來一瞧究竟，用鋸子鋸斷側枝，原來小蟲已經在樹枝內部啃出一條隧道。我們陸續找到幾株有蟲洞的落羽松，截斷主幹或側枝，有些主幹的維管束木質部被蟲啃得幾乎精光，當水分由根部往上輸送的管道受阻，葉片會因缺水而無法進行光合作用，進而導致無法製造養分往下運輸，於是植株就會因逐漸缺水缺養分而死亡。我們因此認識了落羽松的第一種天敵——蠹蛾。
落羽松的枝條上經常懸掛避債蛾用枯葉精密編織而成的小小囊袋，幼蟲即躲在其貌不揚的囊袋內，連啃食寄主的動作都如此猥瑣，難怪會被輕視地形容像在逃避債務。其實，我們不要被其醜怪的囊袋所矇騙，幼蟲啃食寄主的功力絕對不容小覷，枯枝般的囊袋則發揮最好的天然保護效果。今年十月落羽松開始掉葉，不少植株樹身光裸，此時赫然發現裸枝上密密麻麻懸掛著黑褐色的囊袋，尤其外子充當支架固定樹身的竹竿接縫處，上百隻避債蛾囊袋密生如蛛網。這是落羽松的第二種天敵——避債蛾的幼蟲。我的對策就是徒手抓蟲，集中後燃燒，灰燼當成蔬果肥料。
今年八月初，落羽松林出現另一怪現象，白蟻在樹幹築成土巢，速度之快有的一週內可以從根部直達主幹三分之二高度，更別提側枝，早被土巢密密包埋。最便捷的方法就是用大竹掃帚刷落土巢，我也綜合各方意見，用胡椒粉配落葉落果自然發酵的有機肥，再添加收集的雨水，以一比一稀釋澆灌在被白蟻感染的植株根部，又用不同顏色的棉繩綁在側枝上作標記，預計每週實施一次，連續記錄一個月後檢討試驗成效。進行三週後，發現每週被感染的植株約佔十分之一，但重複感染的機率不到五分之一。白蟻在地底的巢穴原本就四通八達，也許牠們會主動避開胡椒水，轉移陣地從別處冒頭。何以今年八月才發生蟻害？我推測有可能是今年的梅雨季來得較晚，且豪雨特多，使得白蟻在地底的巢穴變得潮濕，牠們才紛紛棄巢遷徙。只是我的實驗尚未獲致結論，時序已進入秋天，蟻害逐漸趨緩，落羽松則開始掉葉，卻又發現滿樹避債蛾幼蟲囊袋的壯觀景象。可見我們的農地生態多樣性豐富，連天敵都輪番上陣。我又認識了落羽松的第三種天敵——白蟻。
和自然界的生物周旋，看似永無止境，徒勞無功，卻是抑制天敵氾濫的不二法則。從種樹的親身體驗，不由得令人想起今年適逢彭明敏教授和他的兩位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五十週年紀念，感受尤其深刻。〈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明確提出三大主張：制定新憲法，建立新國家，加入聯合國。以當年彭明敏的學術名望，如果他願意巴結蔣介石，早就權傾一時、飛黃騰達，何必落得流亡海外、妻離子散的下場。彭教授像先知般為台灣人指引一條建國之道，如果沒有這種「少數台灣人」的堅持，台灣在中華民國的非法佔領下，再加上馬政府的國共一家親，台灣恐怕已經從中國國民黨的統治被讓渡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五星旗下。今年三月發生的「318太陽花學運」；全國最年輕的政黨（基進側翼）競選辦公室主任顏銘緯（18歲），以葛智超（George H Kerr）原著翻譯，前衛版《被出賣的台灣》抗議馬英九總統傾中賣台的丟書行動，就是源自少數堅持守護台灣的前輩們所傳承下來的珍貴自由民主火苗。今年十月四日，我們也為痛失一位溫文儒雅，堅持「自己的歷史自己寫」信念的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而感到無限悲傷哀痛。我們堅信，因為有這些不畏強權，為追求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先賢先烈，即使在最黑暗中，也能讓我們看見希望的光。
現任中華民國的文化部長龍應台，在陳水扁總統執政時期，批評陳前總統及台灣時政，向來尖酸刻薄、極盡羞辱之詞。她於2004年1月31日應邀出席香港中文大學座談會時，回答中國學者余杰提問「何以從未見過龍女士批評過中國政權？」龍女士以「沒有在中國生活過，對大陸不熟悉，所以我無法更多地批評中國，我不能在評論我不熟悉的地方的時候把話說得太滿。」來迴避余杰的追問。金恆煒在其《我的正義法庭》〈把點滴當大海―評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文中批評龍應台於2009年轟轟烈烈推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只是用「『外省人』及中國國民黨或蔣介石的觀點來涵蓋一九四九，完全走不出『外省人』及國民黨意識形態的樊籠。」（金2011：79），金恆煒戳破龍應台書中諸多謊言，她不僅不尊重歷史事件，還故意以戲劇性衝突，把千里外毫無關涉的人株連在一起來矇騙讀者。龍應台的父親龍槐生隨中國國民黨軍隊來台時，只不過是個小小的憲兵連長，她卻可以用虛構場景，把香港大學朱經武的父親朱甘亭上尉押解空軍後勤黃金上船，經過天河機場時被憲兵隊攔下，而龍應台的父親[據說]當時正衛戍天河機場。龍應台竟然可以這樣問朱經武：「什麼？」「你是在講，我爸爸搶了你爸爸一箱黃金？」（金2011：83）其他如王鼎鈞和龍槐生兩人好像同時聽了憲兵招生講話，事實上龍槐生是在1934年的衡山火車站，王鼎鈞則發生在1945年不知哪個場所。「八百壯士」倖存的李維恂「很可能」和到新幾內亞的日本兵田村在「帛琉的海面上曾經比肩並進」。（金2011：84）
堂堂一位文化部長，竟敢用這種假文學包裝假歷史的手法，冒充知識分子，與躲在偽裝囊袋內的避債蛾幼蟲簡直不分軒輊。同為「外省第二代」的金恆煒，以「開台第二代」自居，敢挑戰威權，仗義執言，則來自其父金溟若作一個「堅持的知識分子」的庭訓。精通漢文學、日本文學的金溟若，1946年受魯迅摯友許壽裳邀請到台灣擔任台灣省編譯館編審，1947年單位裁撤，復經許先生介紹轉任台大，1948年許壽裳被暗殺，金溟若離台，1949年中共政權成立，中共高層向他招手，他不願當共產黨人只好再變賣家財輾轉來台，因堅不入國民黨而求職處處碰壁，僅能靠精湛的漢、和文學基礎，翻譯日本文學作品鬻文謀生，晚境窮困潦倒，還經常被警總約談。金恆煒追憶其父曾調侃警總的人說：「你們是被共產黨打敗逃到台灣的，我是共產黨要我我不要他們，才逃到台灣的…。」（金2011：250）
在台灣，正因為有少數「堅持的知識分子」，才能揭露「偽知識分子」的假面，他們可能因此遭受迫害、甚至被剝奪生命，但是他們播下的正義種子，已在台灣土地上生根發芽。我在自家農地與蠹蛾、白蟻、避債蛾幼蟲的纏鬥，看似耗力費時，但堅持不用農藥，就是個人對價值觀與文明的取捨，其道理不也如同前述，作個「堅持的知識分子」。
台灣的詩人們，在戴上桂冠之前，你的選擇是什麼，你準備好了嗎？
(2014/10/20)
引用書目
金恆煒。2014。〈把點滴當大海―評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我的正義法庭》。台北：前衛出版社。頁77-89。
金恆煒。2014。〈【代後記】懷想父親金溟若和他的時代〉，《我的正義法庭》。台北：前衛出版社。頁235-250。
網站
民報(2014.9.4)： 余杰，〈我在香港與龍應台的第一次交鋒〉
< https://zh-tw.facebook.com/taiwanpeoplenews/posts/817517424955468>
台灣教授協會(2014.9.29)：〈誰出賣台灣ing？記者會 會後新聞稿〉
< http://taup.net/index.php/taup-activities/2014/836-2014-09-29-11-45-55>
維基百科：金溟若<http://zh.wikipedia.org/wiki/>
維基百科：許壽裳< http://zh.wikipedia.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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