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荒地』的發展史
在『荒地』詩人集團的共同運動裡，從詩人的相互交流、相互之間的確認，我們看到『荒地』在一九五四年之前確實形成他的運動，有共同一致的理念，透過語言來實踐理念的成果，這也是『荒地』在短期內具有詩史意味的重要關鍵。
那麼『荒地』的詩運動有哪些共同特色？學者甚至詩評家對『荒地』的研究，數量相當龐大，見解與觀點也非常多，『荒地』同仁本身對自己的解釋也有種種不同的角度。嚴格說來，『荒地』的各個詩人屬於具有個性的共同體，我認為可以將之區分成幾個面向：第一是時間觀念，亦即固有的時間，即某一個時代裡的某一段時間，用更清楚的講法就是戰爭時代，甚至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坊間有「戰爭是一種歷史的必然」的說法，『荒地』並不認同這一點，可是戰爭對他們而言卻是確切存在的時間，是永恆的時間，亦即對後面的所有的生、存在的生的殘留時間，有決定性的延續與影響。這個時間雖然是固定的，卻是持續而存在著，換句話說記憶跟體驗（戰爭體驗）的反芻會不斷出現。這些重要詩人都有參與戰爭甚至遭受戰爭傷害的實戰經驗，除了少數幾個他們的朋友之外，他們後來都存活下來，但戰爭傷痕也是他們永遠的傷痕。從生命的傷痕、記憶或體驗而延伸出來對他們生命一輩子的影響，如死的威脅、戰爭的創痛、傷害，包括所有一切負面的東西，戰爭對人類文明的破壞或摧殘，人類必須面臨完全死滅的場面，那種非常恐懼和令人感到異樣的、非比尋常的、強大的扭曲的時間。從那一段短短的固定時間出發，他們以詩、以語言作為對這個時間體驗的變形和投影，而這個體驗的變形和投影，反過來會促使他們透過詩、透過語言、透過意味以奪回已經喪失的青春、喪失的過去的這一段固定時間，作為他們存在的重要支撐力量，這是他們的詩的原始質素之關鍵所在。從這段固定時間轉化到戰爭結束甚至後十年的漫長階段，幾乎是不可磨滅的強迫性地繼續存在與影響。戰爭這段時間所促成的一些內面的直接影響，如果只從針對戰爭主題來看，有兩個重要技術，其一是以詩語言作為這段時間的詮釋或強調，非常清晰地描述戰爭經驗，看到炸彈爆炸、人命被殘害、戰爭發生的異常現象、殺戮等種種非人道的環境表相，都在他們的詩語言中非常生動或直接地表現出來。其二是從此處引發出來他們內面精神最為直接的從詩的動機到主題，對生與死的思考。鮎川信夫有一首對戰爭生死思考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台灣前輩詩人翻譯成〈死去的男人〉，第一段是「遺囑執行人 模糊地顯現了姿影」由此出發，代替死去的人要講出對於這一段時間存在的所有感覺，透過詩來表達它的意味，另一個意涵是他活下來必須替死者執行對自己存在的現實所產生的意義，擔負著生者死者雙重的詩人的任務，詩史的縮影從「遺囑執行人」出發的詩精神之投影，就在這裡很簡單地用「遺囑執行人」這句話代表時間形成空間、空間形成文明觀，可以無限擴大成為他們的概念甚至思想的源泉。可是每個人對生死的反應不盡相同，對北村太郎而言，生與死是同時存在，像看到墓地就想到死者；對黑田三郎也是一樣，在晚上突然想起過去那段時間，生與死的命題就浮現出來，透過戰爭而體驗到存活者跟死者之間的關連，透過戰爭的迫害、戰爭的扭曲，而形成死者的鎮魂。如木原孝一寫過追悼他戰死的弟弟的詩，鮎川信夫對摯友森川義信寫「遺囑執行人」盡他的責任感。所謂鎮魂歌就是生命的救贖，在死亡中我們所看到的每一個人有他各自的發揮。
第二個主題就是戰爭時代影響到自己的內面，透過文明的荒廢，透過戰爭的破壞產生的異常時代的觀念，形成對時代狀況的一種拒絕，黑田三郎就是其中一例，他沒有從軍，故意跑到國外尋求安居，在剛好是美好青春卻無常的死的時代，他們是反逆的、對抗的、逃避的，或是對周圍的完全拒絕。三好豐一郎的詩有一種自囚，好像在一個黑暗的世界，從囚禁中想要獲取一種昇華和生命的解脫那種不服輸的抗拒。透過狗的狂吠，在密閉空間裡去尋找自己生命的精神出路。田村隆一很多作品是透過對愛的渴求、透過精神的慰藉的方式，來尋求自己在那個固定時間內被受傷的魂魄能夠得到解放和復甦重生。黑田三郎在逃避的狀況裡，他追求一種對自由的強烈的意圖，雖然追求不到，戰後寫到他終於自由了，要走自己的路，精神獲得解放的強烈感覺。中桐雅夫在我看來具有一種更為積極的抗拒姿勢，他的抗拒是對軍國主義的作為產生不信而投出疑問，質詢生命的無常，對生命白白死去毫無意味的質詢，當然就包含了鎮魂。最重要的是投出疑問，對這個時代的不相信，對這個時代的拒絕，密閉自己的強烈精神作為救贖而投出的一個缺口，在第一個時間內形成的戰爭體驗、生死觀念，雖然密閉卻不是躲在象牙塔裡的密閉，而是對存在狀況絕對抗拒的密閉，形成救贖和脫出。
『荒地』對現代文明的荒廢，可以上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破壞，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是參與者，所以戰爭造成廢墟，廢墟及文明的荒廢、人性的荒廢，對於現代文明的危機，所謂現代是荒地的概念，所以要在荒地裡復甦尋求生命的意義，回到自己的內面，去反省自己、去思索存在的意味，他們的詩非常積極地從批評引出對存在意味的探求，所以有很多內面精神語言的陳述，希望達到最大的極限，這最大的極限造就了他們的思想詩和概念詩。思想的前提，現代既然是廢墟和荒地，如何積極重新建立意味，透過自我內部反省以詩的語言確定詩人的存在。詩人必須是有為的，詩人必須謙虛而謹慎地思索自己，為了回復意味而發現自己的存在，努力用詩作為存在的場所和根據。此即鮎川信夫所說的「歷史回歸」——回歸自己的內面，誠實的面對狀況，然後在誠實的面對之中尋找意味的回復跟存在的意涵，達成真正的人性回復，這個人性回復就是『荒地』努力實踐的共同理念，對戰後的影響很大。我在日本求學時，雖然跟詩人接觸不是那麼廣泛，我也參加千葉縣的地方詩雜誌，我發現他們受到『荒地』的影響很大，四十歲的詩人嘴邊常常掛著的一句話「詩的意味在追求人性的回復、追求生命的意味」，這樣的詩自然就帶有形而上的思考，有概念性的深沈思索意味的結果，所以這個時代的詩是有主題的、詢問的詩，是投出疑問想要獲取脫出口來達成回復存在的意義。時代當然會改變，一九六○年代以後戰爭狀況不存在了，那個封閉固有的時間已經消失，但在他們的記憶裡復甦，所以他們會不斷在作品裡對生死問題作思考，對人存在的意義作思考，對文明的荒廢作思考，然而他們也有必要在戰後的經濟復甦中，改變既有的經驗與思索方向。如吉本隆明、高野喜久雄他們寫對狀況存在的觀察與思考的詩，可是這種狀況也不見得每一個人都是如此，他們還是回到個人，在純粹的思想、倫理性形而上的概念詩中加入生活體驗，像鮎川信夫寫“Who I Am ”，田村隆一寫存在的荒謬、對都市文明開始慢慢復甦過程中所欠缺的或產生的種種問題作更強烈的思考。因此田村隆一雖然創辦『荒地』，於一九六○年代以後他又開始籌畫『都市』，都市復興繁榮的時代即將到來，從『荒地』到『都市』還是一種意味的尋求。中桐雅夫和黑田三郎成為小公務員，過著月薪階級的生活。中桐雅夫做過記者，他寫過小小月薪階級的生活作品，思索人生的意義是什麼。黑田三郎寫一個受薪階級只是個生活單調的小人物，縮在角落成為一顆齒輪似地過著沒有意義的日子，他要透過詩來尋求生活的意義。黑田三郎戰後寫的作品有兩個基本原則：對抗所謂失去意味的人生，從戰爭到日常；另一個就是透過愛，所以他寫《給一個女人》其實是寫給他的妻子——長得很美麗的NHK主播，從戀愛中尋求人生的意味，成為戰後最重要的愛情詩集。他觀察周圍，想要發現生命的意義，感到自己的渺小、萎縮、或毫無意味人生的反覆，透過觀察帶有相當批判，在日常生活中闡述他對生命的感想，或是達成他在日常裡面詩意的思考，希望能透過詩來拯救自己毫無意味的人生。黑田三郎的例子非常特殊，雖然有戰爭體驗，可是在他們幾個詩人當中，他以日常作為素材來表達，具有一貫性的日常體驗的陳述，從戰後的日常與戰爭的記憶裡所引發出來對生命的感覺，都能融會於作品中。他的詩非常生活化，帶有批評意識、強烈地對內面精神虛脫重新回復的企求，透過生活、日常來表達的作品，緊扣著他的生命體驗。
我們看到『荒地』的固有時間所形成的空間觀、世界觀、文明觀、生命觀、人性的觀點，從戰爭到日常，對生死的思索，對所謂固有時間的封存然後引發到日後對生命意味的探尋，這是具有共同性而且是永遠的主題，透過詩語言所表達的意味達成了內面強烈的詩人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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