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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義(Naturalism)一詞源於十七世紀前期，本指宗教與哲學之思維論證。所謂「自然」(nature)，為相對於上帝(God)或是心靈／精神(spirit)之概念，而當時所謂的自然主義者，其實就是我們現今的自然科學家(scientist)。直至十九世紀中葉，自然主義方成為主流思潮。

在歷史上，自然主義與寫實主義有著極為類似的發展背景。十九世紀時值哲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 提倡實證主義，要以科學方法來研究社會學，另外，自然科學與醫學也正逢迅速進步時期；在這樣的社會文化氛圍之下，精神層面的追求漸漸為科學實證的研究方法所取代。而受到新興地質學與生物學研究的影響，尤其是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的進化論(natural selection in evolution)，自然主義相信，世間萬物皆為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不論是個人或是社會，均可以從自然與物質層面來予以解釋。

在文藝上，自然主義和寫實主義之訴求亦有其相似之處，兩者均強調要以客觀的態度來看待世界，生活周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成為作品的素材。他們同樣摒棄浪漫時期文人的田園詩歌與心靈抒發，追求的是貼近現實生活的觀察。寫實主義的著眼點在於「現實與其再現之間相像、相似或是類似的明晰關係」(“a transparent relation of likeness, resemblance or analogy between reality and its REPRESENTATION”) (Brooker 2003: 218)，在寫實主義作品中，敘述技巧仍為文藝表現的重點，強調角色在不同現實景況下的即刻反應。而自然主義則可說是寫實主義發展到極致的產物，嘗試以科學為基礎來進行解析，對於事物也有鉅細靡遺的描寫。在題材上更強調社會的醜陋陰暗面，作品中多是對於貧困、疾病或病態以及社會下層階級的描述。文化批評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便指出，在自然主義文學中，讀者常常可以看到「科學方法的運用」(“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method”)，而作品中的角色及其行為均是受到「環境」(“environment”)的影響(1983: 217)。

自然主義文學作品傳達的是悲觀，作家常常會讓自己從作品中抽離，藉以維持客觀的態度來進行敘事，且不若以往的文藝作品多以角色為主，而是主題表現與角色塑造並重，且常常在作品尾聲會出現曲折的故事發展。自然主義的作品強調，自然的力量絕非人為的努力所能改變，因此故事的主題多圍繞著暴力、禁忌、命定論、劫後餘生等較為陰暗的人生面向。

這樣的文類先是興起於法國，最知名的作家諸如福婁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龔古爾兄弟(Edmond de Goncourt, 1822-1896；Jules de Goncourt, 1830-1870)、佐拉(Émile François Zola, 1840-1902)以及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等。至一八八○年之後，自然主義開始傳佈至德國、英國、瑞典、義大利、俄國以及美國等地。其中較為讀者耳熟能詳的有美國小說家諾瑞斯(Frank Norris, 1870-1902)、小說家兼詩人克列恩(Stephen Crane, 1871-1900)、德萊瑟(Theodore Dreiser, 1871-1945）、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 1902-1968)以及女性小說家蕭邦(Kate Chopin, 1851-1904)。

以克列恩的詩作《戰爭是仁慈的》(War Is Kind, 1899)中編號第七十六為例，詩人以反諷的手法，嘗試喚起讀者認真思考戰爭真正的意義。詩的第一段寫道：

    不要哭泣，少女，因為戰爭是仁慈的。

    因為你的愛人擎手向天

    受驚的戰馬獨自奔馳，

    不要哭泣。

    戰爭是仁慈的。

    軍團嘶啞的，隆隆作響的戰鼓，

    渴望奮戰的渺小靈魂，

    生來操練赴死的人啊。

    無以名狀的光榮從他們的頭頂掠過，

    偉大的是戰神，偉大的，是祂的王土—

    千具屍首橫陳的疆土。(Crane 1989: 829)[1]

殺戮與仁慈是絕對的相反，克列恩以直接且白話的描述，諷刺戰爭的殘酷。勝利的光榮並無法彌補失去親愛家人的傷痛，而且對於就義的士兵來說，即使戰勝，他們也無法享受榮耀，因為戰爭只會帶來痛苦與折磨。克列恩詩中呈現出人在面對戰爭時的無奈，只能屈服於命運的安排。詩中不見對於失去愛人的少女的同情，詩人反以冷靜的眼光看待生命的隕逝；人在戰場上顯得相對渺小，即便是「千具屍首橫陳的疆土」，也只是戰爭的必然結局。

另外，小說家德萊瑟則善於刻劃社會陰暗面、傳達社會小人物處在這樣的環境中的無力與無奈，其所著之《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 1900)為自然主義之重要作品。《嘉莉妹妹》描述的是貧苦卻美麗的十八歲鄉下女子嘉莉‧米柏(Carrie Meeber)隻身前往芝加哥奮鬥的故事。因為一心想要往上爬，嘉莉周旋在男人之間。當她遇見了酒店經理喬治‧赫茲渥(George Hurstwood)，赫茲渥的財富與其所擁有的社會地位吸引著嘉莉，而嘉莉的年輕貌美也讓赫茲渥感到著迷。雖然是已婚身分，赫茲渥依然拋妻棄子、私竊酒店公款，帶著嘉莉私奔到加拿大。赫茲渥最後卻身敗名裂、走投無路，以自殺結束生命；而嘉莉卻因為偶然的機會，一躍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德萊瑟筆下的男男女女，生命的步伐都跟隨著社會的洪流而移動著。第三章提到嘉莉在找工作卻四處碰壁的過程中：「熙來攘往的男男女女從她[嘉莉]身邊匆匆走過，她感受到這在奮鬥、逐利的人流—感受到她自己的無助，卻沒有意識到自己其實也只是在這滾滾洪流之中的一根小草」(Dreiser 2006: 21)。[2]小說家強調的是，社會小人物的悲哀在於無法跳脫其所處的環境，嘉莉並沒有從失意中尋得曙光，卻在吞噬人的大城市中，看見自己的無足輕重。德萊瑟認為，人的意志並不足以控制自己的生命，他在小說第八章說道：

在主宰控制宇宙的各種力量之前，無知的人只是一根風中的弱草……。

人類已經遠離森林中的巢穴，而人的本能卻因為自己幾乎要擁有自由意

志而鈍化，但是人類的自由意志卻還沒發展到足以取代本能並提供完善

的引導。他變得太聰明，所以不會總是聽從本能和慾望；然而，他卻又

太軟弱，所以無法總是戰勝本能與慾望(Dreiser 2006: 61)。[3]

人類徘徊在自由意志與慾望之間，而人的認知是經由環境來塑造。人在社會中顯得渺小，因此，命運不是光靠一己的努力即可轉向。

自然主義作家太過強調科學與社會歷史的分析，缺乏哲理性思考，附加以對於人生晦暗面的過度渲染，致使作品的藝術性不足，因此無法開創更寬廣的格局，故盛行的時間非常短暫，在十九世紀末葉便漸漸式微。不過，自然主義在美國盛行的時期卻是相對的拉長到二十世紀初；美國的自然主義作家較偏重於工業化城市裡的族群與階級問題，因此他們對於寫實主義作品所強調的中產階級個人主義是抱持著質疑的態度。相反地，自然主義作家著眼於人類行為中非理性的行為動機，時而探討性與暴力等議題，因此其發展路線和法國自然主義有其相異處。

自然主義文學不若浪漫主義詩人以抒發一己之志為旨趣，亦與寫實主義著重世俗經驗與角色之描述有所區隔，因此就情感再現和敘事技巧而言，確實不及二者。而自然主義作家企圖跳脫主觀意識，以冷靜的分析與客觀的角度來觀察世界，尤其對於社會的殘酷與人性的陰暗面多所著墨，往往使得議題的呈現顯得沉重與悲觀。但不可否認的是，自然主義作品對於邊緣性議題進行抽絲剝繭的深入探討，的確提供讀者不同的思考方向。自然主義從生理機制的角度來分析、觀察各式人物，所謂的道德、心靈不再是作品的主要目的，這樣的寫作風格後來影響到二十世紀現代主義的興起，故其重要性不容小覷。

引用書目

Crane, Stephen. 1989. “War is Kind.” (1899)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Eds. Nina Baym, et al. Vol. 2. New York : London . 829-30.

Brooker, Peter. 2003. A Glossary of Cultural Theory. 2nd ed. New York : Oxford UP.

Dreiser, Theodore. 2006. Sister Carrie. (1900) New York : Hard, 2006.

Williams, Raymond. 1983.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Rev. ed. New York : Oxford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