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是指中國傳統詩學所說的「詩言志」，《樂記》〈樂言〉：「詩，詩言其志也」[1]。荀子強調「詩以導志」。「志」是意義的活動、意向性。「志者，心之所之」，《說文》解釋「志」明顯地將「志」理解為人的心理活動之中的「意向性的活動」。[2]「志」意向於一「景」從而創造出此「景」的意義，「志」所涉及的是客觀面的「景」與「物」，更確切的解釋是「志」是心志的意向活動指向「景」與「物」的意義建構。這是可以用海德格所說的對於「世界性」的「境遇感」來加以闡明的。
復次，「情」是指詩的抒情傳統，這是中國傳統詩學之中屈原所說的「發憤抒情」，屈原所發揮的「抒情」傳統觀念與荀子所強化的「言志」之說，成為中國詩學體系建構之中最重要的兩個基本觀念。[3]「情」是「以情潔情」，繼而轉化俗情 (主觀情思) 成為情操，涉及的是內面的人的存在的主觀面的內面的情意，是心理學所說的前意識所包含的種種情結與趨力。
以上所說的「抒情」與「言志」，是中國詩學的兩大傳統，也是中國詩學對於「詩境」的創造的主要理論。就吾人的闡明看來，「抒情」與「言志」分別是人的存在的內面空間和外部世界，涉及的是主觀面的內在情感抒發－「抒情」和客觀面的意志活動指向目的性表象的意義活動－「言志」。若再深一層深探，則詩學所關懷的應是「合主客」與「超主客」的「理趣」。
復次，通達於理（上達至理），進行哲理觀照，開拓心胸。曾祖蔭指出「理趣」概念在宋代已經出現，將理和趣關聯起來，具有深刻意義。明清時期，理趣之說頗為盛行。[4]唐宋以後以禪理、性理入詩者頗多，禪修可以說是「理趣詩」。「理趣詩」的「趣」具有「趣味」和「界 (法界)」的意思。詩作為文學的活動運用到語言文字，當然不是禪道修持與性理觀照本身，所以詩所透顯的「界（法界）」 的訊息必須具有「趣味」，在「理趣詩」之中，「界 (法界)」必須與「趣味」融合為一，否則不具真理趣的哲理詩，便可能成為「理障」。[5]
討論詩學和詩創作，若要討論「詩意」、「詩境」的創生，闡釋藝術的本性是詩的意境或是詩的境界的創生，只要闡明上述三個環節（志、情、理）就已經足夠了。這符合本體詮釋學的美學相符應的－意、境、界。此外，也可以在加上統合三者而為環中的「心」－創作者的創造心靈、鑑賞者的鑑賞心靈、宇宙之心（存有之中的靈明），和筆者所說的本體詮釋學 (Onto-Hermeneutik)，是符合的。
但是，若是要討論到完整的「心靈曼陀羅」，就必須進一步談到「願」。若是要運用「詩的曼陀羅」於個體化的人格開發與心靈治療，就必須進一步談到「願」。所以繼續進行下述討論。
「願」：「願」就一般人而言，是「願望」。「志」是給出一個可以引生實踐的動能的具有目的的表象，當這個目的是可以被落實的時候，主體這個時候所給出的就是「志」 (意志)。根據康德哲學，「願望」(Wunsch) 則是給出具有目的的表象，而這樣的目的在有限的時空之中並不可能得到實現，它卻可以驅動超越的動能。因此，「願」(願望) 和意志有所不同。「願」在「藝術」上則可以說是一種「藝術激情」(passion of art)，它是用藝術擁抱一切，跨越限制，點化有限，使世界可以枯木生春的無限的動能。又，「願」在宗教上，舉佛教為例，是發菩提心，行菩薩願，下化一切眾生的「願力」。「願」在基督教之中，則是信望愛之中的「望」 （希望）。
最後，「心」：「心」是「存心」(Gesinnung)，心之所常存者。「心」是融會貫通的藝術心靈，兼攝志、情、理、願四者，四方通達。志與情合，是合內外，合主客。理與願合，是合上下，合作用與本體。合內外之橫，與合上下之縱，體用縱橫皆統於一心。「心」回到中間，得其環中，以應無窮。除了「心」作為融會貫通的藝術心靈之外，若舉佛教為例，「心」是天台佛教所說一念三千的「一念心」，是《金剛經》所說的三心不可得而能圓滿一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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