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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來的文學文化研究漸漸著眼於殖民、現代化、與十九世紀英國浪漫主義的關聯，以下便介紹十九世紀英國文學浪漫主義和當時英國的認同他域──位在安那托利亞高原，横跨歐亞非三洲的奧圖曼土耳其帝國關聯，就奧圖曼土耳其對英國文人的創作影響加以描述。

        十九世紀的英國，在短短不到五十年（1785-1830）經歷幾件重大歷史變化：失去美洲殖民地，新得地中海和非洲殖民地，發展加拿大、愛爾蘭、印度和澳洲，也標示著英國自攫取式的殖民經濟轉成一種賦予政治及道德意義；即，開始有了「白人的負擔」（Fulford and Kitson, 3; Filiz Turhan ix）。

時代背景

在浪漫派前的上個世紀，西元1699年是一個對在東邊的奧圖曼土耳其帝國和在西方的歐洲國家都是意義深遠的一年。 那一年，奧圖曼土耳其簽署了卡洛維茲條約（The Treaty of Carlowitz），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奧圖曼土耳其帝國第一次的和約，失去了在歐洲的部分領土。

奧圖曼土耳其帝國是承自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土耳其帝國（The Turks）。早在阿拔斯前朝，這個地方不僅是富裕，時尚之都，同時也是著名的政經中心、智識和文化的融爐。來自敍利亞熟讀希臘作品的學者保留了歐洲因蠻族入侵而失喪的希羅典籍；當時以希臘原文記載的天文知識遺迭，是以阿拉伯文保留的知識流傳到了哥白尼時代（Goodwin 24）。自埃及進口米糧和織品、自黎巴嫩進口玻璃、敍利亞的水果、阿拉伯半島的武器與珍珠、印度的礦物和染料、波斯的地毯和香水、非洲與中亞的奴隸，以及中國的絲綢和麝香，奧圖曼土耳其帝國不只是一座阿拉伯或伊斯蘭帝國，更是接納吸收了當時鄰近的文明：希臘、印度，和波斯，並且是全民的帝國。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這場戰爭失利，並不足以說明奧圖曼土耳其開始步入衰微；相反地，權威學者Roger Owen的研究指出，當時的土耳其帝國是一個體制良好，工商富庶的社會，只是社會所累積的財富沒有上繳到中央（Owen 1976: 112-15）。奧圖曼土耳其是一個為哈里發與蘇丹制的多民族、多文化帝國（政教合一），當時的城市建設相當成熟，地方勢力主要由豪強、宗教人員掌握。在城市建設方面，大抵而言，土耳其的街道較當時的英國寬敞；在衛生建設方面：土耳其多了公共澡堂，公共衛生比英國進步。18世紀鄂圖曼帝國經濟方面的情況如下：

        1.對商人的態度：社會上普遍不是很尊重商人，軍事階級地位最高。

        2.商人家族不成勢力。

       3.商人安全：大部分時候受保障，但18世紀末期國家財政危機時會徵收商

         人的種植園地。

       4.商人組成：阿拉伯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印度人、希臘人為主，土耳

         其人則不熱衷。外國商人數量極少，且受限制，不得直接接觸零售商。

國內經濟活動是：

        1.金融信貸落後，鄉村高利貸盛行。

        2.傳統「商場經濟」仍佔據主導地位：基層經濟活動，以地區交易會為核

          心，遵循傳統慣例，「誠實無欺」為標誌。

        3.運輸方式：極度依賴駝商。特點為嚴格組織、嚴密監視、往返頻繁，由

          伊斯蘭壟斷。

        4.國家投資：領域主要為棉紡織、染料、香煙、瓷器、造紙、帆的製造。

        5.本地消費能力低，農產品產出大量過剩。

        6.商品價格非常便宜。

        7.城市極度繁榮。

        然而，如前所述，帝國稅政有極嚴重問題。因為中央機構不重視稅務政策。又沿用古老傳統、過度仰賴宗教捐稅「天課」。土地清冊過時加上幾乎從未改變稅率，結果就是估計中央財政收入少4～20百萬英鎊。鄂圖曼帝國在1789年財政收入是二百多萬英鎊，同時的英國約一千七百萬英鎊，法國二千四百萬英鎊。總之，經濟方面，鄂圖曼帝國並沒有衰退，反而因大量出口的外貿消化了過剩的農產品，而比西歐國家佔優勢。但經濟的繁榮成果卻沒有匯集到帝國中央來（因為落後的稅務政策），所以帝國中央與地方實力對比有所變化，也是造成政治衰退的一個原因。結論就是，一般而言，對土耳其在18世紀的〝in Decline.〞是導源自過度的簡化整體大環境，特別是內憂與外患。這在我們稍後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 1972-1822）的詩作中可以佐證。當然，最重要的是，就像當時絕大多數的英國詩人和作家一樣，雪萊所謂的認知，大多也只是依據當地部分的編年史與西歐的旅行者的意見。可是他卻能反思，進而質疑英國的外交和經濟政策，為浪漫主義注入新思。

那麼當時雪萊所讀到的奧圖曼土耳其又是什麼呢？一般公認，他在詩作中使用當時英國社會對「東方的伊斯蘭帝國」的印象。在政治意涵內，奧圖曼土耳其是全然他者，也是熟悉的危險，因為至少《一千零一夜》巳經在英國社會廣泛流傳。阿拉伯文稱作Alf Layla wa-Layla的《一千零一夜》，是一個歷史悠久、內容多樣、來源多元的故事集。起自阿拉伯口述傳統，部分核心故事源自波斯（Pinault 1992:273）。它是一直到十八世紀初由法國旅行家、擅長說故事的東方學者格蘭（Jean Antoine Galland, 1646-1715），以十二個小冊子的形式，在1703-1713十年間陸續譯介到歐洲（Farag 1976: 197）。 1838年英國的東方學者Edward W. Lane也因此對早期的維多利亞那些對東方好奇的英國讀者們提供了英譯本。在這群新的閱讀群眾中，《一千零一夜》變成是人類學與奇幻文學的混合體，又是大眾口述文學和東方論述的啟蒙（Schacker-Mill 164）。許多學者認為，Lane的版本過於造作，只是藉翻譯之名行使個人的（學術）意志。

雪萊認為奧圖曼土耳其的社會機構和政府使它與其它西歐國家不同（Turhan 2003: 77）; 意即，雪萊沒有納入當時的外交觀點和變化，例如列強爭取平衡均勢的〝The East Problem.〞。儘管如此， 詩人以奧圖曼土耳其表達對希臘主義的申論對象，然而也並非全然肯定或一致。

雪萊的詩可分為三個階段。〝Henry and Louisa n decline〞 作於1809年，引用英國入侵埃及的時事，表達他對政戰虛妄的榮耀的感嘆，彰顯戰爭破壞的本質，並以宗教原因合理化戰爭。 該詩以批評戰爭的虛假藉口為始：

Where are the Heroes? Sunk in death they lie.　

What toiled they for? Titles and wealth and fame.

But the wide heaven is now their canopy,

And legal murderers their loftiest name (II. 1-4)

英雄何在？葬身無處。

所為何來？尊榮財富和名望。

如今穹蒼是其遮蓋

而合法的殺戮是尊名

詩的第二部分以埃及戰場為主，兼述戰爭之酷。雪萊把埃及以受害者形象呈現，而英國是自以為義的侵略者：

Sees hostile flags on Egypt’s strand unfurled

Brings Egypt’s faintest groan to waste and ruin hurled

看那敵恨的旗高揚埃及標杆

將彼之微弱呻號帶成荒涼和速至的破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