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一月初的首爾，天氣微涼，但是因為韓國的氣候相對於臺灣乾燥得多，所以不至於讓人感到凍寒；路旁的法國梧桐和銀杏已經開始轉為金黃，只不過在夜色中，稍稍被壓抑了亮眼的色澤。我手上捧著一束鮮紅色的花走在街上，覺得自己十分突兀。同行的是一群長輩詩人們，他們半認真半戲謔地給我意見，討論著要如何處理這束花的問題。
「我們明天就要回臺灣了，這也不可能帶上飛機啊。」
「不然給金教授帶回去好了？」有人這樣提議。在臺灣教書的金尚浩教授是韓國人，我們這群一句韓文都不會的臺灣人，能夠在首爾待上三天，真得靠他的隨行導遊。由於他在韓國有住處，這束花由他帶走，是再適合不過了。
「呃，不不不不要，我一個中年男人捧一束這麼大的花在地鐵上會引來側目的。」金教授再三推辭。大家開玩笑說，這花如果他帶回去會被太太懷疑。金教授跟我說：「唉，你就等一下搭地鐵的時候，看到哪個女生比較漂亮，送給她就是了……」
這束看似有點棘手的鮮花，是稍早參與臺韓詩歌交流活動時，一位韓國詩人送給我的回禮。這場詩歌交流由韓國《亞細亞文藝》與「台灣現代詩人協會」合辦，今年在首爾舉行；據說去年同樣的活動是在臺灣舉辦，因此《亞細亞文藝》的部分詩人到過臺灣。今年輪臺灣方面訪韓，詩人協會的朋友們決定送他們一樣別具特色的禮物──那就是我用書法抄寫他們的詩作，裱好之後送給他們。
在會場上，這些韓國詩人們收到禮物的反應各不相同，但總體來說偏向拘謹，多半是以微笑和一句簡單的謝謝帶過；但其中送我花的這位，是一位年紀稍長的女士，她除了笑咪咪地親自來握手跟我說謝謝之外，也特地找我合照。臨去前還把手上捧著的大束鮮花送給了我，讓我對於韓國人除了嚴肅之外，有了另外一種印象。
（二）
事實上，這趟首爾之旅能夠成行，至今想來還是覺得有幾分不真實──它本來不在我這年的規劃當中，突然冒出一個機會讓我前往韓國，這經驗自然將令我永生難忘；但是短短三天不滿的行程，卻又讓我感覺一切是那麼地平常，我甚至沒跟什麼老師同學報備，就出發了。因為我的短暫消失對他們而言，其實就跟我每個週末會固定回一趟台北的道理一樣，無甚奇特（但是好巧不巧，老師週五臨時有事要聯絡我，聽說我在國外，她和助理都嚇了一跳：怎麼一聲不吭地就突然飛到了首爾？）。
關於我為何突然可以去一趟韓國，這的確得補充一段頗長的脈絡，或許也是這個緣故，我不論事前或事後，都有點懶得向人提起此事──事情得從「哲五」說起。
有一群朋友每週五晚上會固定在臺北的慕哲咖啡舉辦講座，邀請各項社會議題的參與者來分享經驗，討論臺灣當前的各種社會議題。這個活動叫做「哲學星期五」（簡稱「哲五」）。由於議題很多元，活動也很固定地每週辦一次，長期下來，總能夠吸引各種不同背景的民眾參加。講座中談不盡興的，也可以在會後留下來和大家暢談到深夜，話題從政治出發，卻沒有疆界。在社會關懷之餘，許多人也因為這個平臺，認識了不少朋友。
我和詩人陳銘堯的相識也是在「哲五」。初次見面只覺得他文氣頗重，本以為他是個老師，深談之後才知道，他是一位創作者。作為一位半吊子的寫作人，我雖然無法全心寫詩，但遇到愛詩的人，總能聊得特別投緣。因此在相識之後，我們又互通了幾次email，也交換閱讀了幾首作品。
在為數不多的互動過程當中，我發覺這位年紀比我父親還大的長者，對待年輕人的態度相當謙和。我們因為年齡的差距在某些想法上未必相同，他都能用平等的態度，提出自己的意見，並仔細諦聽別人的說法。面對自己不知道的知識，則筆記之，絲毫不因年紀較長而顯露任何傲慢。
也因為這幾次的互動，我知道了「台灣現代詩人協會」，也知道這個協會將在2014年的年底前往韓國首爾進行詩歌交流。銘堯大哥問我有沒有興趣參加？我起初顧慮機票費用不敢答應，後來因為協會恰好需要贈送韓國詩人禮物，銘堯大哥知道我練過一點書法，便向協會提議讓我書寫書法作品作為贈禮；並由協會方面支付潤筆費，作為我機票錢的來源。
對於韓國這個國家我本來就頗感興趣，又能夠將自己的書法作品帶往異地，聽起來也頗具意義，這下機票錢又有了著落，我便欣然答應了。
（三）
然後我就後悔了。
不是對前往韓國這件事後悔，而是指答應寫書法作品這件事。
我和詩刊的蔡秀菊主編說好，因為希望讓韓國的詩人感到被尊敬，所以這幾幅字將書寫的內容是受贈的他們的詩作。在等到金尚浩教授的譯稿之後，我本來也是滿懷雄心壯志地要將作品寫出來。可是就像寫詩一樣──形式與內容的問題，著實相當擾人。起先我的想像是，選擇詩人詩作中的幾句，以直式四開宣紙書寫小幅的作品。不料效果極差。我改以對開宣紙，用行草書寫長軸，但效果還是不理想。畢竟現代詩的語言和形式，若以傳統的書法規格來書寫，看起來總是奇怪。這個結論看似簡單，卻是我耗去一個深夜和幾十張宣紙之後，才得到的收穫。
最後，我覺得自己算是找到了比較好的呈現方式：我以小幅的短長方形紙張，先以稍大的字書寫詩作標題，再以小字書寫作者與詩作摘句。令人感到嘔氣的是，當我發現這個還不錯的形式之後，居然在一個小時之內，就一口氣把所有的作品都寫好了。回過頭再看當時熬夜還寫不出好東西來的自己，竟覺得有幾分愚蠢。
所幸趕在出國前寫完作品，並裝裱完成。拿回裱好的作品時，感到的不是創作後的欣喜，居然是鬆了一口氣！
（四）
此行的同行者除了銘堯大哥之外，尚有「台灣現代詩人協會」理事長賴欣、主編蔡秀菊、詩人袖子（陳秀枝），以及賴理事長的公子賴彥長。由於一切行程安排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大家到世宗會館去朗誦自己的作品，所以縱使有逛街、參觀古蹟的行程，但並不太多。若想透過這個機會認識韓國，恐怕也只能流於表面。至於會被招待吃高級的餐廳、美味的食物，這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所以這篇紀行文章寫到現在，我還沒有對這些面向多做說明，還是只交代一些關於緣起，以及我準備的過程。
但我後面也不打算把事情記到那麼仔細。原因是我總覺得一趟旅行下來，重要的可能不是看到了什麼事物，而是看到這些事物之後，對我造成了什麼意義？意義這種東西，大概也不會是用一兩句話可以說得清楚的，我們也不大可能憑空記得這些意義。這些意義通常會化為旅行中的一個事件，或是一個模糊的意象，最後這個事件或意象，會成為整趟旅行的象徵。
而文章開頭所說的，那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的花，對我來說似乎就是整趟旅行中最重要的意象與事件。
至於那束花後來怎麼了呢？大家在回飯店的路上，七嘴八舌了老半天，我還是沒有在地鐵上把花送出去。我本來打算把它留在飯店房間，讓它自己被飯店人員清理掉就好。不料，走到飯店附近，金教授又提議了：「不然這樣好了，你就看櫃檯哪個小姐比較漂亮，就送給她吧……」
「對啊，年輕男生送花，她們會很開心的。」
「男生主動一點……」
「不然送中間那個啊，那個看起來比較漂亮……」
這樣好嗎？大家說得很開心，但我心裡覺得這樣做挺尷尬的，所以有點扭捏。尤其語言又不通，無法解釋清楚這花的由來，這樣誰要收呢？但在大家起鬨之下，我最終還是懷著忐忑走向櫃檯，櫃臺的小姐向我微笑。我支支吾吾用很破的英文說：「我們明天就要回臺灣了，這花帶不回臺灣，所以我們想要送給妳們。」
櫃臺的小姐們聽了，面面相覷。
蔡主編在一旁看不下去，就主動再用英文多做補充：「我們剛才參加了一個會議，得到一束花。我們明天要回臺灣，這花帶不走，我們希望把它送給美麗的女孩（beautiful girl）。」
櫃臺的小姐們聽到「beautiful girl」，都開心地笑了，然後從我手中把花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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