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昭和時期的現代詩是繼承大正中期以後日本的前衛詩潮。民眾詩興起，社會局勢發展導致普羅（proletarier）的左翼思潮興盛，因而形成「革命的」或「藝術的」兩個詩文學方向。「革命的」普羅詩文學在昭和初期因受到強力彈壓已經告一段落，即『日本詩話會』於昭和六年成立到昭和十四年解散。「革命的」藝術派繼承大正中晚期之後，最有名的當屬新感覺派的發展，而延續「藝術的」詩文學，則以《詩與詩論》（『詩と詩論』）為重要開端，接下來才有新抒情的『四季』派，具社會現實意識的『歷程』分別於昭和八年、昭和十年創刊。
就以《詩與詩論》作為西方文學移植之成果及開展的例證。實際上，《詩與詩論》的開展與崩解，可以看出日本現代詩接受西方移植的某些律則，也是世界各國或東亞國家可能發生的共同律則。如詩潮的移植、實際創作的實驗、學習、模仿、展開或確立，都有一定的起伏過程。《詩與詩論》的崩解，與詩人相互之間的個性或追求的不同傾向、方法有密切關連。由此角度觀之，可以發現日本現代詩在西方影響之下，《詩與詩論》為昭和初期最具開端意味、最有重要特質的現代主義實踐之詩集團。
二、《詩與詩論》的誕生
《詩與詩論》是一個藝術派的詩運動，包容各種不同思想和詩潮的接受，以及詩人們各自發展具有個性的詩風與實驗創作。《詩與詩論》尚未成立之前，實已預作準備—即詩人們的集結，雖屬偶然也有其必然性，亦即受到前衛性詩人的影響與推動。
《詩與詩論》的成立包含幾個重要前提：其一、對主知主義詩意識的認定，以春山行夫為中心，提倡主知主義、形式主義。其二、對新興藝術詩潮，特別是透過達達主義到超現實主義的認知、學習、實驗，此一方向是《詩與詩論》成立之初最重要的主體意識，以西脇順三郎為中心，其周圍尚有北園克衛、滝口修造，所謂超現實主義的詩人們。其三、現實主義的傾向，追求詩的新精神與技法，此為受到法國詩影響的北川冬彥，及另一個重要詩人安西冬衛，他們在大正晚期的中國大連已經創立『亜』詩刊，開始提倡前衛詩運動。北川冬彥是《詩與詩論》成立及展開不可或缺的關鍵人物。
《詩與詩論》真正成立的契機是在1925年1月於京都創刊『青樹』，成為重要詩人春山行夫、北園克衛、安西冬衛、上田敏雄、北川冬彥、竹中郁共同交流的場所，所以才有1928年9月《詩與詩論》的成立，也就是統合了超現實主義、主知主義、現實主義三個派別的詩人們。
三、《詩與詩論》的發展
昭和初期的詩壇，由於新興詩潮的引進、民眾詩氾濫造成缺乏藝術性的安逸詩作之流行，這種混亂與虛脫的弊端成為《詩與詩論》同仁們聚集的最大動力，共同提倡詩的新精神，經由新的可能性之發現，產生詩的變化與革新，將原來非常粗俗、淺易的詩文學方向作技術上的提昇。
《詩與詩論》創刊主要的抱負如其宣言後記：「我們對詩壇應負起的一切主張或批評的第一步，都必須從此出發」（陳明台1994:16）。「我們現在在此要打破舊詩壇的無詩學獨裁，能正當地提示今日的Poesie的機會，確實得到了無上的喜悅」（陳明台1994:16-17）。
《詩與詩論》採取兩個並行制度：（1）同仁制，春山行夫、安西冬衛、北川冬彥、竹中郁、三好達治、神原泰、上田敏雄、近藤東、滝口修造、飯島正、外山卯三郎共十一位同仁；（2）寄稿者：各流各派主張的文學界人士開始向《詩與詩論》投稿，像村野四郎到昭和七年才開始投稿。《詩與詩論》在昭和四年全部改為投稿制，廢除同仁名義。
主編是春山行夫。春山行夫的父親是個非常特殊的藝術家，畫陶器上的畫，必須經過特許。春山行夫是個非常前衛的藝術家、文學家，早期受象徵主義影響，後來轉向前衛詩。他與地方作家創辦『青騎士』，作為出發點，後來走入前衛詩運動，主張主知主義、形式主義。春山行夫當《詩與詩論》主編，引進歐美文學主義，介紹重要的前衛作家，如波特萊爾、哥克多、賈可布、喬伊斯。昭和七年改成《文學》（『文学』），有系統地介紹文學理論、引進西方文學思潮，介紹的世界詩人遍及歐洲國家、美國、中國、 拉丁美洲。從昭和三年到昭和八年，《詩與詩論》發行十四期，《文學》六期共二十冊，每期約200～400頁，除了左翼傾向的普羅詩之外，可說結合了超現實主義、主知主義、形式主義各流派詩人。昭和四年五月由春山行夫負責編集厚生閣書店出版的「現代藝術與批評叢書」，可以算是《詩與詩論》的另一項業績。
四、《詩與詩論》的活動
《詩與詩論》集團共同追求詩的新精神，亦即對新方法論的自覺，對於知的重視，均根源於主知主義的理念。
春山行夫認為：「主知的方法論就是詩質的中心」。北川冬彥則謂：「詩形式化的意識與其自覺叫詩人反省……」（陳明台1994:21）。西脇順三郎的詩觀：「……詩是認識其方法，跟隨人的理智發展而變遷，時常依據新的方法呼喊在習慣裡冬眠的人靈魂的意識世界，乃是詩人重要的努力……」（陳明台1994:21）。
從主知的方法出發，排斥主情文學，從自然發生情緒的世界裡脫出，堅持詩的純粹性，透過詩的藝術性來達到主知的活動。主知主義對情緒的控制、主情的壓抑，基本上是對文學表達深遠的感情，而以探索知性與秩序的表現作為目標，因而才有尊重形式表現的精神。《詩與詩論》對主知主義的介紹可說是大正時期新感覺派的發展與延伸，歷史是連貫的。
《詩與詩論》集團對主知主義的闡述有三個方向：（1）主知主義的文學方法論：強調秩序性、分析性、體裁性、形式性、科學性、客觀性。（2）主知主義跟心理主義的關連：對自己的內省強調新的嘗試。（3）主知主義跟形式主義的關連：否定個人主義，從客觀性的形式顯示對詩風景的捕捉與拍攝的方式，透過畫面的排列或知性形式的組合，產生新的意味。
村野四郎、笹沢美明於昭和七年開始投稿《詩與詩論》介紹德國的新即物主義，1925年前歐洲已發展的新詩潮，譯介德國詩人里爾克，此為《笠》詩人直接攝取的方向。《詩與詩論》於是形成春山行夫、西脇順三郎、村野四郎的三個系譜。春山行夫中年後從前衛詩走向民俗學、百科全書的研究，替博物學界編百科全書。西脇順三郎其實是超現實（超自然）主義者，在他周圍的詩人們如山中散生、上田敏雄，他們的詩論和方法都不同，北園克衛從達達主義轉到超現實主義，滝口修造比較接近法國普魯東正統的超現實主義。對超現實主義的瞭解、限制，形成不同的發展路線，大概有四種不同傾向。戰後茨木則子、飯島耕一、大岡信等受到超現實主義洗禮的詩人們曾對他們提出嚴厲批判，認為除了滝口修造之外都是假的超現實主義者。但是，無論如何《詩與詩論》大力提倡超現實，幾乎是最主要的實驗方向。
北川冬彥、安西冬衛提倡散文詩與短詩，但也有強烈的歷史意識與社會批評意識。『四季』派的三好達治，本身具傳統主義傾向但也有現代性的自我要求，後期再回到傳統的日本情感，亦即『四季』派傳統的抒情與象徵派的交叉點。村野四郎、笹沢美明受德國詩人里爾克的影響很大，保持與存在的距離，而以諦觀的姿勢，凝視物像，他們詩中的抒情性深入內心深處，有形而上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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