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望」的指控和誘勸,如同利刃直入其心,紅十字騎士知道其所言皆真,而回想起自己過去種種不堪的過錯,痛苦顫抖,幾要昏厥。「絕望」見紅十字騎士已陷入痛苦與絕望中,趁勝追擊,以地獄受苦的圖像讓紅十字騎士目睹罪人的受苦與神的憤怒。並在其面前擺上刀劍、繩索、毒藥等自裁之物促其選擇。在紅十字騎士痛苦猶豫之際,「絕望」塞給他一柄短劍,而就在紅十字騎士欲舉刀自刺之際,烏娜及時奪下丟棄。烏娜沉痛地說:
「絕望」的指控和誘勸,如同利刃直入其心,紅十字騎士知道其所言皆真,而回想起自己過去種種不堪的過錯,痛苦顫抖,幾要昏厥。「絕望」見紅十字騎士已陷入痛苦與絕望中,趁勝追擊,以地獄受苦的圖像讓紅十字騎士目睹罪人的受苦與神的憤怒。並在其面前擺上刀劍、繩索、毒藥等自裁之物促其選擇。在紅十字騎士痛苦猶豫之際,「絕望」塞給他一柄短劍,而就在紅十字騎士欲舉刀自刺之際,烏娜及時奪下丟棄。烏娜沉痛地說:
年過六十,心境已趨空,學習白居易「外事因慵廢,中懷與靜期」,做什麼事已不再熱衷,包括寫作與閱讀。
認識明克兄二十餘年,他在詩刊發表的作品也時有閱讀,知道他的詩短小雋永,太短的詩有時捕捉不到詩眼難以共鳴,我最喜歡二十行左右的,略帶情節且有節奏遞延,常會被他獨特的敏銳觸角所折服,被他隱含的見解所振憾,這也是我摩玩之餘要開心寫一篇評介的原因。
人並不常常知覺著存在,因而也不會時刻惶恐於生命的虛幻。在日常生活中,人的精神往往是外馳的。這就成了存在的遺忘狀態。人只有沉靜觀照自己的內在,才意識到生命相對存在於永恆的時間中和無極的空間中的虛幻性。自覺生命的虛幻性,並不是為了否定存在,落入虛無,反而是要在這種徹悟的基礎上,建構生命更堅實的意義和信仰。
可悲的是,還有那極端的唯物論者要否定靈魂的存在,把人徹底物化、集體化、虛無化,抹滅這短暫得可憐,虛幻得可怕的存在所擁有的最後一點點屬於自己的個性和意義,而這僅存的一點點,卻正是人所能擁有的最珍貴而不容抹滅的東西。對自己的存在(以及人類的存在)有著敏銳的感性和透視能力,知覺著靈魂的存在,勇敢面對可怕的虛幻,承擔這夢幻泡影的存在的悲劇而生存下去的人來說,人的存在現象比極端唯物論者所主張或體會到的存在要豐富得多、複雜得多、也有意義得多。我認為這是人類悲劇命運中一種莊嚴的勇氣。打個簡單的比喻說,人的存在和一塊石頭的存在是不一樣的;一個人的存在和另一個人的存在也是不一樣的,而且也必須是不一樣的。一個人不管是多麼卑微,只要自覺著生命內在精神世界的存在,而抵抗著存在的遺忘和集體物化,他就是一個存在的巨人。
近60年的詩創作經驗,讓我深深感受到詩與社會的密切關係,同時也愈關注台灣詩壇對社會疏離的現象。2002年在真理大學一次人文講座的演講中,以〈詩人在社會中的角色〉為題,我先質問「詩人是什麼人?」從「我是誰」反省,接著分析詩人至少具有作為社會的觀察者、記錄者和批判者等三種角色。
今天,我想從分析詩人的身分,轉換角度,來談詩作品表現的社會關聯。
社會意識廣義而言,涵蓋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宗教、法律、哲學、
藝術等各層面的意識在內,其中以政治意識與社會意識的關聯最明顯而直接,重疊性很大,因為政治上的動態和變化,立即牽涉到社會的現實。例如1968年
再來檢視內部矛盾的另一面向,1979年台灣內部發生美麗島事件,許多文人,包括作家楊青矗和王拓都涉身其中,被逮捕、判刑後,楊青矗於1983年出獄,王拓1984年釋放。美麗島事件發生的時候,其實許多作家都親身體驗了追求自由民主運動的過程,只是各有不同的參與方式,不一定都投入政治活動的第一線,但是美麗島事件被鎮壓之後,社會悲觀氣氛凝重,幾乎普遍對台灣的民主運動絕望。在楊青矗出獄後,台灣文學界期待王拓也能夠恢復自由身的時機,我在難耐中寫下〈留鳥〉這一首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