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興起於一九八○年代，此學說之先驅格林布萊特（Stephen Greenblatt, 1943-）將其批評方法稱之為「文化詩學」（cultural poetics），旨在透過文學作品的歷史、社會與人類學等背景來探討文本，以重新審視文學與歷史的交疊處。
在最早的觀念中，「歷史」（history）和「故事」（story）都可以用來指涉「想像的事件或是可被信以為真的事件」（Williams 1983: 146），一直到十五世紀之後，兩者之間才有明顯的區隔——「歷史」被定義為「過去事件的描述」，而「故事」則是指「想像事件的敘述」（Williams 1983: 146）；十八世紀之後，歷史被視為過去事件連續且相互關聯的過程。以此觀點為基石，「歷史」逐漸發展成非侷限於過去和現在，也有可能與未來相關的發展過程。
渥擂‧索因卡（Wole Soyinka 1934-）是一位奈及利亞才華洋溢的作家，他寫詩、小說、戲劇，也擔任演員、製作，同時也是一位大學教授。於1986年獲得年諾貝爾文學獎，也是第一位非洲的獲獎者。索因卡出生於二次大戰期間的英國統治時期，誕生於一個奧貝爾庫塔（Abeokuta）[1]的尤汝巴（Yoruba）家庭。[2]他的父親是位英國國教牧師，也是奧貝爾庫塔區域內的聖彼得小學校長；他的母親則擁有一間小店鋪，積極參與女性團體與政治活動。索因卡於奧貝爾庫塔接受完整教育，從小學至大學，主修英國文學，也學習希臘語及西洋歷史。於1953至1954年間，當索因卡仍在依巴單大學（University College, Ibadan）就讀時，他開始撰寫廣播劇《凱菲的生日兇兆》（Kaffi’s Birthday Threat），並於奈及利亞廣播公司播送。1954年，索因卡繼續到英國里茲大學就讀（1954-57），主修英國文學。畢業之後續留里茲，希望能夠更深入研究西方戲劇，運用西方戲劇技巧，融合其自身的尤汝巴文化傳統，創造出更新的作品。1958年，索因卡隨即出版《沼澤地的居民》（Swamp Dwellers），翌年推出《獅子與寶石》（Lion and Jewel），並深受喜愛。之後，索因卡移居倫敦，繼續創作。奈及利亞於1960年脫離英國政權而獨立，索因卡於是回到祖國，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抨擊當時聯邦政府竄改選舉結果，引起執政黨的不滿，將他羅織罪名入獄。獄中三年，索因卡專注寫詩，後來集結為《獄中詩抄》（Poems from Prison）。
〈電話交談〉（“Telephone Conversation”）一詩撰寫於寓居英國期間（約1958年），描述索因卡透過公用電話與房東太太溝通租賃的親身經歷。
透過電話詢問租屋之處，年輕的索因卡認為價格合理，住所合宜（“indifferent”L2 ），且房東太太不會干涉生活，於是相當滿意即將租屋之處，但是或許因為過去曾有不快之經驗，索因卡決定先「坦承」（“confession” L4），避免白跑一趟，徒勞無功。於是他禮貌地據實以報，那就是：他來自非洲。索因卡善於利用字詞的多層意義，創造出詩意的多層意象。表面上索因卡描述住所合宜，此「合宜」且有無情冷漠之意，一方面暗示房東太太對於索因卡之坦承即將呈現的鄙夷之態，另一方面也暗示英國的白人世界長期對於有色人種的歧異。此外，索因卡謂之「坦承」的用字，採用的是西方基督宗教文化裡的「告解」(“confession”）。「告解」一詞，於行動上是自認有罪之信徒，羞躲於斗室，向神父告解其「罪」。相對於索因卡位於電話亭內的斗室，向房東太太「坦承」其膚色，明顯嘲諷西方種族主義誤將「膚色」視為「原罪」的荒謬。
（二）石垣りん
我手邊沒有資料顯示石垣りん是『歷程』同仁，但我在什麼地方看過她是『歷程』同仁。如果從更具備有共通性的民俗風味的東西來表現人與物的關係來看， 石垣りん的詩就是用生活來表現。她本來是民眾派代表性人物福田正夫的弟子，後來她走出庶民性、非常個人性的生活感想的風格。〈屋頂〉（見附錄）是一首非常悲慘的詩，家屋與生活連在一起思考。住在鋅皮屋頂下，風一吹屋頂就散開，家裡非常貧窮，屋頂底下生病的父親、兄弟、養母一家人住在那裡，沒講出來的事情就在詩裡面可以想像，她也可能要照顧父親，為生活奔波，屋頂實在是非常脆弱的屋頂，日照不夠卻看得到太陽西沈的屋頂。日本明治時期非常貧窮，最多只能吃雞肉或一尾小魚，牛肉豬肉都沒有。日本人為何要吃味噌，因為可以補充蛋白質，用以前的生活來思考，日本其實是一個貧弱的小國。看她描寫的自己家的屋頂，庶民生活的悲慘、詩不可思議之處即在於此。她用自己的心情淡淡寫出，殘酷的面貌也可以變成一種淨化，心情反而獲得紓放。〈屋頂〉是寫她自己、寫她的生活、寫她的家族，她周圍生的狀況，縮小到最小限度的「人」，這個「人」裡面當然有日本的風土和庶民性。〈蜆〉（見附錄）這首詩描寫人與物的對應，生命毫無條理的關係，人吃蜆，把蜆浸在水裡過夜準備明天吃掉，倒過來也是用蜆來諷刺吃牠的人，與會田綱雄的〈鴨〉一樣，表現生命的無條理內面，一個是被害者一個是加害者，顛倒過來看會出現非常有趣的人與物的對應，顯現出非常有趣的感受，我們可以稱之為一種逆說。〈蜆〉也屬於日常性，但是用人和物表現更深的感情和情緒，石垣りん這方面的的詩很多。如『荒地』的詩人中江俊夫寫過一首〈乳房〉，描寫一位農婦浸在風呂中的乳房。日本人一定要浸風呂，貧窮人家工作之後浸風呂是唯一恢復疲勞的方法。農婦一整天忙碌之後，燒柴給家人浸風呂，家裡的勞工、婆婆都浸完了，最後才輪到她。最後浸入風呂的農婦露出的乳房非常鮮豔，描寫農婦的窘狀，這個婦人在精神多重壓迫之下，這麼美麗的乳房和最後才浸入浮著油漬的風呂，兩者之間對比強烈非常深刻。雖然是庶民性、風土性，但農婦共同性的無奈生活感受與遭遇應該是苦澀的，詩裡面深刻的描寫有非常的感動性。
候黑‧李奇曼(Jorge Riechmann Fernández)，西班牙詩人、社會學與生態學家。1962年生於西班牙首都馬德里。馬德里大學數學系畢業，同時在遠距教學大學修習哲學；後留學德國，在柏林洪堡大學攻讀德國文學；巴塞隆納自治大學政治學博士。1990年起任教於巴塞隆納大學社會學系，2009年轉任馬德里自治大學哲學系。八十年代曾參與反對西班牙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活動，隨後則一直積極參與綠色和平運動。十五歲開始在文學雜誌發表詩作，後來亦從事外國文學翻譯。其詩與西班牙二十世紀九○年代反對資本主義的「意識詩」(la poesía de la conciencia)有密切關係。曾獲Hiperión詩獎、謝拉雅(Gabriel Celaya)國際詩獎、司湯達爾(Stendhal)翻譯獎。除了豐富的散文與譯作，著有《風蝕的贊歌》(1987)、《柏林筆記》(1989)、《與一位外國人共舞》(1993)、《短期工作》(2000)、《煉金術士們的對話》(2007)、《不可能的藝術》(2010)、《嗜愛詩篇》(2011)……等近三十部詩集。
陳明台詩人在「卷頭語」中回顧一九八○年以前本土詩人如何義正辭嚴，批判當年畸型詩壇的霸道與獨佔，呼籲詩人應回歸真摯追求詩文學的創作原點。《台灣現代詩》自創刊迄今，一路走來即以「推展台灣主體意識與自我反省的批評精神」為原點，延續前人確立的台灣本土詩位置。
處於當今國家經濟財團化，文化資源霸權化、傳播媒體壟斷化，詩文學雖微力不足道，卻有其存在價值。二十世紀晚期出現的新歷史主義，揚棄以客觀證據建構史實，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之傳統歷史敘述，改以透過探討文本背景，重新審視文學與歷史之交疊，因此歷史不再是冰冷的編年史或斷代史。
詩人要怎麼創作，寫些什麼，沒有人可以干涉。然而詩文學是有其存在價值，不管大小主題，詩意味絕對必須由詩人的表現力來決定。一個國家，文學創作水準如果是他文化內涵測量尺度的話，詩人應該會有他一定的要求和使命，特別是本土詩人在現今錯亂的社會裡，其實是微力不足道的。假設我們有如此的自覺，本土詩的世界，應該往上提昇而非往下沈淪。詩人不該只是擺擺姿勢、吹一吹良知和公義而已，語言和實踐必須合一。我們的周遭，其實有眾多真摯地追求詩文學的詩人，這就是我們永遠的希望。
於公於私，讓我們回歸詩人創作的原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