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的大愛－以林沉默詩集《沉默之聲》為例 李長青
文學作品透過文字傳達作者的意念與情感，無論是主題的選擇與內容的表現，以及書寫工具的選取，在在充滿可資觀察、討論、研究的空間。一首詩的完成，與其文學性、藝術性甚至社會性方面的關聯，究竟是「存在」先於「語言」，抑或海德格所謂的語言早於存在本身？這非但是辯證性的課題，更可藉此省視文學書寫的終極意義。
以愛作為對林沉默詩集《沉默之聲》的切入點，我看見詩人憂心家國針砭社會的胸懷，不斷藉著敘述、提醒、呼告，透過詩行，表現出詩人的大愛。無論是新聞事件中的個人遭遇，或者社會事件、各種集體理解、政黨、政治、民族情懷以及文化現象的批判，《沉默之聲》藉由眾多文本的「敘事化」（narrativization）觀點承載了什麼樣的歷史敘述？〈想起邱妹仔〉中的句子：
妳是有一頓、無一頓，
蘋果麵包咬來做飯吞，
工地壁腳，挽花家己耍。
（中略）
台北市無散赤人的病床，
邱妹仔，妳頭疼想愛睏、
醫生護士嘛想欲瞇一陣！
歷史存在嗎？歷史有其「真相」嗎？歷史往往由各種不同書寫觀點的資料堆組織而成，無論是否為「大敘述」，歷史與文本的關係，幾乎可以說是藉由「敘事」企圖「還原」當時的時空。更希冀由此路徑，提供一種存著愛的溫暖啾啼。〈樹林外口的路〉中的句子：
綠樹林內底有兩條路：
一條是光彩、虛華，
一條是陰溼、寂寞，
兩條攏總通對青損損的墜落。
先生，咱行樹林外口彼條卡遠的路啦！
作者自言「末兩段由美國詩人羅勃‧佛洛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的新詩〈沒有走過的路（The road not taken）〉演繹，原句為『黃樹林裡分岔兩條路……我選擇人跡較少的一條，使得一切顯得多麼不同。』為林義雄先生退出民進黨前，援引表露心跡的詩。」
透過敘事化產生的解釋，再由解釋中整理出具現的時代意義，便是我們最常用以了解過去的方式，但卻無從辨識何者才是所謂的「真實」。而敘事化過程中選擇的語言工具，是否也是促使其歷史觀產生變異的關鍵？以母語書寫的詩人，是否意味著自知其選擇的敘事觀點，將如何建構自己意識到的史觀與詩觀？
文學如何對應時代、社會的種種「顛覆」（subversion）與「包容」（containment），既是對立，又有和諧的秩序。在當代文學的發展脈絡中，我們必須觀察的是：母語詩有哪些元素衝撞了既定的文壇面貌，又有哪些部分為文學的整體環境所包容，以致產生了何種新血統的文學現象。《沉默之聲》的出現與其時代意義，應當如此看待。〈當歸麵線〉中的警句：
叫台商、跪算盤，
獻降表、挖心肝。
（中略）
阿共辦桌揣酒伴，
桌頂當歸麵線、
桌腳統一戰線：
（下略）
林沉默在《沉默之聲》中選擇以母語（河洛語）作為書寫工具，其中隱含了什麼樣的歷史觀？又以此表現出了他的何種詩觀？相對於華語詩，母語詩在語言工具選擇的顯義作用上，已經標舉著一種顛覆的血統。然而，在文學－這個龐大的身體機制，單就血統的判別與差異，是否足以創造出新的動能？由新歷史主義的視角觀之，詩人選擇以母語寫詩，所代表的意識型態何嘗不是另一種「新歷史詩觀」。
〈白浪來了〉說的是台灣海洋資源被破壞的情形，不但敘及蘭嶼達悟族文化處於弱勢的事實現況，更批判了執政當局粗糙的海洋政策。詩的首段便出現了破題的譬喻：
六月風、溫純純，
小飛烏、來訪問。
海眠床、跳滾滾，
鬼頭刀、來滅門。
蘭嶼多飛魚（飛烏），此外便是鬼頭刀，是專門吃飛魚的魚。作者以此為喻，訴說台灣漁民對達悟人所形成的各方面優勢╱弱勢模組，造成的戕害，無論是漁獲（物質面）或文化（精神面），彷彿已是另一種滅門。
此外，綜觀《沉默之聲》中的詩作，可以發現詩人觀照的面向極為廣泛，例如〈蠟條發火〉藉民主進步黨慶祝成立19週年黨慶，抒發詩人對該政黨的一些期望與提醒，當中不乏嚴厲的建言與指正；責之切乃因愛之深，客觀的立場發聲使詩人站穩永遠的在野黨此一角色。
〈咱無阿彌陀〉對越來越氾濫的黑心商品、食品提出反省，字裡行間充滿人道關懷與正義批判，顯見詩人關愛社會的詩良心：
生理鬼、陰嗦嗦，
騙客戶、騙佛祖：
餐廳燒絡絡、
烏心菜捧上桌。
二手電視改組，
借殼還魂、有牌有號。
烏心膨床再造，
被單掩嵌、無煩無惱。
（下略）
其他如〈台灣小藥鼠〉直指教改議題，有台灣教育現況之著墨，更有實際了解後的喟嘆。詩句刻意諧韻，讀來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烏面嫦娥〉是一首宣揚環保理念的詩，詩人唾棄台灣社會在中秋賞月時一窩蜂的烤肉文化，以及祭祀拜拜過程中的燒金紙現象。
〈頭家萬歲〉反省高雄捷運外勞抗議事件，詩人指陳泯滅人性的外勞仲介與管理者，只知壓榨相對弱勢的外勞，不知人道義理，不講人性倫常，讓人唏噓、氣憤、羞愧。〈媒體之歌〉對台灣的媒體亂象予以針砭，詩人道出若干媒體的民粹本質與商業外皮，如何攪亂甚至加劇破壞台灣社會的道德秩序與風氣。這些聲音，盡是專注的憂傷；這些筆劃，盡是良知的提醒；這些作品，盡是詩人的大愛。
《沉默之聲》最大的特色，應當在於詩人為了對所處的時代進行切片的微觀與分析，為了對生活在其中的社會進行解讀與抒發，以「母親的語言」展演詩人的心思與愁緒。或許，這樣的方式亦是另一種愛，這樣的語言能夠直截打動讀者、觀者之心，成為一種綿密而深沉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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