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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張惠慈博士（希米露）的《詩想：邊緣世界的戰爭、種族、風土》（時報出版社，2015年）是很愉快的精神饗宴，知性、感性兼備──有燭幽照微的文化論述，兼具敏感細緻的人性關懷。論及本書的緣起，可說是「有心插柳，柳成蔭。」大約2009年左右，我受《臺灣現代詩》季刊主編蔡秀菊女士之囑，著手於詩刊上擘劃開闢有關西洋文藝思潮與英美詩家評介之專欄，做為臺灣詩壇之借鏡與攻錯之石。

當時我的想法很直接、明晰，也帶點理想性：一輩子浸淫於英美文學專業領域，希望能夠引進某些迥異於往昔學者／詩人所頌揚的所謂「浪漫主義傳統」的呢喃軟語、自怨自艾、多愁善感、悒鬱寡歡之詩篇。就是這等花前月下，耽溺情緒的詩章讓社會大眾看不起文學，貶抑／鄙視文學藝術為風花雪月，茶餘飯後之談資。對於這種偏見與積弊，區區相當不以為然。雖然早年負笈於顏元叔教授帳下，他曾在學成歸國的七〇年代，以及其後在學院課堂上屢屢大聲疾呼，並對學子諄諄告誡：文學絕不是風花雪月，而是充滿人間煙火。

鑒於千禧年以降，網際網路的連接日益形成，全球化浪潮席捲全世界，人員、資金、技術之流動／流竄洶湧澎湃，勢不可當。在此浪潮推波助瀾之下，多元文化思潮已然成為左右新時代的典範，舉凡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軍事、醫療等生活範疇，國際上不同地域、國族、種族、宗教、文化所發生的事務，即刻滲透、輻射、影響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

際此前所未見的翻天覆地變局，文化風潮丕變，與其因襲舊章，引介／迻譯西方古典時期以降迄今的一些詩家，做一些無關宏旨、不知所云的譯作，災梨禍棗，倒不如有系統地介紹西洋文藝思潮，並以此為基礎，詳盡詮釋、解析具有時代意義與詩的興味之詩篇。行有遺力，則旁及當前崛興、蠭起的新英文文學（New English Literatures）詩篇，此厥為後殖民主義文學閃亮耀眼的瑰寶。詩，不僅只是臨風吟哦，多記草木蟲魚之名的抒情、記傳之學；荷馬的繆斯（Muse）也是悲憫連年征戰的戍卒征夫。在此意義下，閱讀詩即是挑戰成見，燭照世道的知識與感性之淬煉。

故而我乃另闢幽蹊，規劃西洋文藝思潮、個別詩人與新英文文學詩篇等三個單元。緣於曾於國立政治大學英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教授十八世紀英國小說家狄福（Daniel Defoe, 1671-1730）專題，我乃邀請葉采青博士撰寫西洋文藝思潮，個人則譯介個別詩人。我深知張惠慈博士學業優深，識用精敏，乃商請她就新英文文學詩篇部分撰寫專論，故而有〈新英文文學：詩篇導論〉於該詩刊出版。

在此專論中，張博士高屋建瓴地詳論新英文文學的範疇、歷史背景、題材、後殖民主義性（postcoloniality）等特徵。[1]植基於此一堅實縝密的論述，嗣後她再接再厲，陸續發表了一系列迻譯、詮釋新英文文學詩篇，包括牙買加女詩人馬森（Una Marson, 1905-1965）、聖路西亞作家渥克特（Derek Walcott, 1930-）、加拿大作家亞特伍德（Margaret Atwood, 1939-）等人的詩作，廣獲詩刊讀者之好評。

本書裡的三位詩人奈及利亞的索因卡（Wole Soyinka, 1934-）、庫德族的哈帝（Choman Hardi, 1974-）、印度的奈都（Sarojini Naidu, 1879-1949）即是張博士賡續探勘繁富的詩人國度之力作。迥異於傳統餖飣補綴，嚼飯與人的意譯，抑或詰屈聱牙，無法卒讀的硬譯，張博士採取的書寫策略乃是援引當今最流行的文化翻譯策略，將這三位詩人的詩篇，置放於各該詩人的社會、文化脈絡中，剖析文本產生的時代、歷史背景，詩篇的意涵，以及詩篇所牽引、觸動的深層感情結構。而索因卡念茲在茲的弱勢的他者（the Other）；哈帝關懷族群、族裔蹇躓困頓的命運；奈都繁複多元的民族誌書寫皆躍然紙上，召喚讀者的閱讀與賞析。

事實上，文化翻譯厥為當前全球化的場域中不同文化交鋒中重要的課題，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的涵育與鞏固須透過不同文化的文本之對話、質詰、辯證方能獲致協商與共識。因此文本的篩選與抉擇本身即是一種文化的姿態與主張，它是各種意見、評論、知識相互激盪、衝擊、齟齬、協商的結果。張博士將其積累數年的西洋文學知識，帶進詩篇的詮釋中，其學問精密，考訂詳明，詞藻優贍，故其行文流暢，探原溯始，燭幽發隱，此勿寧是運用另一種視角觀看人生，不但豐富詩歌的內涵，亦復具有特殊的文化興味。因此，此種文化翻譯、迻譯的過程，即是詮釋與品評文本的再現，不但讓作品更明晰，也讓其內涵更貼近我們的人生經驗。

詩篇作為廣義的文學、藝術，其價值與功能自古以來聚訟紛紜，向無定論，有淑世說，亦有美學至上論，端視所據之立論而定。就藝術的本質而言，文藝所處理的題材與手法確實跟實用科學或專技訓練不同，其研究範疇是心靈的活動以及對於外在世界的觀照與省思。美國詩人里查˙艾伯哈特（Richard Eberhart, 1904-2005）論詩提到：「關於詩的最深刻事物，在我看來，似乎十分神秘。這些最深事物跨過了心智，進入精神的廣漠無邊的境界，似乎不可能完全用理性來解釋。」（1975：34）。[2]

質言之，詩與其他文類之差異，除了《詩序》所謂的「言志」、「抒情」外，聲韻、音樂性、節奏等元素，皆為詩不可或缺之要素。[3] 實則在《詩序》中，哲人已將詩之源起、元素、功能闡明清楚。當前社會拜金風氣日盛，於今尤烈，甚至於還有自詡為高智商、高人氣、大權在握的京兆尹，把工藝懷錶當作破銅爛鐵，混淆色情與藝術的分際，甚而夸夸其談地說：「文創是窮極無聊的人做的事。」要對抗／頡頏此種以金錢、貨幣衡量個人、人文價值的勢利風氣，唯有標舉個人尊嚴的旌旗，才能禳除拜物教（fetishsim）的惡靈。信然，人的價值／尊嚴不能純然以孔方兄衡量之；人生總有一點丁其他的價值，神聖不可侵犯，敬謹地供奉於每個人內心深處的神龕。

莊子有關樗樹「無用之用」之隱喻，可作為文學、藝術在現今世道對於人們的最佳啟發。[4]當代自由主義學者最喜歡引用十九世紀英國哲學家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理論，殊不知此公自幼飽讀希臘、羅馬典籍，以及功利主義學派的墳典，但有一段期間陷入精神極端沮喪、絕望的境地，槁木死灰，了無生趣。某日他憶及年少時讀過的文學作品，重溫經典，領悟、體會人性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終於使他從失怙的悲戚中憬然而悟，重新回到人生的正軌。[5]

在資本主義的消費邏輯之下，一切以貨幣、金融衡量個人的價值。因此反抗／批判追求無限物慾滿足的資本主義、消費主義是成為有自主性的現代人必修的功課：「反抗生產等於用處的資本邏輯、反抗薪水等於價值而對生命的異化與剝削、反抗社會的僵化與無用的絕望。……[文學、藝術]紀錄並保有生命的各種樣態，並且提供了我們感知他者、思想自身的起點」（王2009：3）。[6]人文、社會之價值屢遭鄙薄，但是或許在人生的轉角處，文學藝術可能發揮其功能，改變人的一生，成為頡頏資本主義拜物教（fetishism）的利器，重新定錨失序、漂移的認同。無用之用，是為大用，其此之謂歟。

聖經傳道書（Ecclesiastes）說：「太陽底下沒有新鮮的事。」很多事情都有人做過，但並不妨礙後來的人再度操持，因為每個人的取徑不同，論述的方法有別。即使結論相同，過程不同，其所投射的軌跡（trojectory）本身就是一種成果。閱讀／寫作的目的人言言殊，但千百年來，文人墨客，仁人哲士莫不搦管操觚，勤於著述。而閱聽大眾也秉燭夜讀，獲取智慧，擴充人生經驗，從中獲取莫大之俾益。古典主義倡言教誨與愉悅；浪漫主義注重主體自發的感情表達；寫實主義描繪現實……這名詞釋義之單子，可以冗長臚列，終歸一句話，文學能為人生做什麼？每個作家各自採取不同的立場，這也無可厚非，只要寫得好，都是好作品。

作家是社會良心，社會運動家是革命者，二者不同。兩者的功能混淆必出事，不幸的是歷史經常重演錯誤，屢試不爽。書寫可以是抒情的、感性的，抑或理性的、剖析式的，其效果是不確定的；社會運動家要達成的目的是確定的，因此其取徑與作家不同。目的與手段之間的歧異造成二者的功能性差異，作家毋寧是觀察者，而非實務的擘畫者。英國詩人華茲華斯說：詩是「激情之後的寧靜之回想」(“Recollection of tranquility after passion”)。跳脫原先的情境，安靜地回想、省思、重整所有的人、事、物，確立敘述者的聲音，把自然的美景、世事的紛亂、個人的學思歷程結合成一精神自傳，這是其作為浪漫主義詩先驅讓人傳頌之處。

我們行走在人生的旅途上，萬里荒漠無垠。詩宛如沙礫隙罅間，一莖昂然豎立的花株，綻開燦爛嫣紅的花朵，令人忻喜雀躍，靈魂悸動。

            二〇一六.一.廿九. 於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紀元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學士，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研究所碩士，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校區英美文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領域包括美國文學、十八世紀英國文學、小說理論與文化研究等。著有專論剖析英國作家狄福（Daniel Defoe）與現代小說之興起，研究當代美國作家歐慈（Joyce Carol Oates）與美國社會多元文化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