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瘖啞者的歷史--讀 王韶 君詩四首   沈芳序

 

(一)在自由廣場

 

二○○七年五月,中正紀念堂被更名為臺灣民主紀念館,回臺北的假日裡,我常在國家圖書館出入,一日猛一望去,發現「大中至正」牌匾已不復在,「自由廣場」四字,在抗爭與拉扯中,終被置上。這一切,彷若帶有隱喻。「置換」過程後的種種鬥爭,權力的更替,與歷史的如何被理解。

有時,我仍會不自知地因著習慣,稱圖書館對面的建物為「中正紀念堂」,也知道站在「現在」,回頭去看「被紀念」的那人,多少有種荒謬。但在那「被紀念」裡,除了我也從未喜歡過的蔣中正外,其實也包括了父親那一輩曾有的「信仰」。所以,讀〈在自由廣場〉時,我毋寧是尷尬的。

尷尬於一直以來,我所看見的,與未看見的。

二○○九年,臺灣民主紀念館,再次被更名為中正紀念堂,三軍儀隊重新進駐,但「自由廣場」的匾額不變。偶爾,我會坐在廣場邊,啃著麵包,打算等等進書館內。我會看見來自各地的觀光客,會瞧見如我童稚時,被爸媽牽著小手來放風箏玩耍的小小孩;一切,好似從未變過。但在這「不變」裡,我慢慢感知了變動的可貴與動力。是變動,帶來了我們誤以為它本來就一直都在的自由,與更多面向的歷史和議題討論的空間。

在臺灣,最叫我覺得珍貴的,其實是這種可以在如此政治的所在,晨起打太極拳,夕照下散步的,自在

我想,「不變」,從來就不是真的,不變。

 

(二)梅花鹿和一位女子的歌

 

明末開始,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每年,就由臺灣輸出十萬張鹿皮;經過近三百年人類的濫捕,目前野生的梅花鹿已不存在。而第二段中的那位女子,我傾向將之視做是名原住民少女;在荷蘭人與漢人的侵入下,梅花鹿與原住民,失去了供需的平衡,皆成為孤獨的「他者」。身為臺灣早期住民的兩者,其哼唱的臺灣之歌,在詩人筆下是不氣餒的。第三小節中,詩人劃出了「他們」與「我們」,「他們」,指涉的是那些來自福建的羅漢腳,多年後,多客死於異鄉臺灣,「臺灣」以其母語發音,又多麼像一句句的「埋怨」。而對比於「他們」,身為臺灣原住民的「我們」,長期以來的彎曲,並非只是單純的屈從,其實更近於一種蘊積能量的準備,是為了天亮時的,展翅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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