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學的俠客陳坤崙 鄭烱明
一九八一年夏天，正當國內的民主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的時候，專制的國民黨政府，為了控制人民的言論，政論雜誌的查扣屢見不鮮，甚至連文化性的刊物也不放過。於是，就在傳聞《台灣文藝》也即將被查禁時，南部作家為了保存本土文學的一絲命脈，擁有發表作品的一塊園地，終於有了《文學界》的誕生。
八○年代的台灣文學正面臨一個重要的轉型期，一九八二年一月《文學界》的創刊，的確引起國內文壇的矚目，正如葉石濤在第一集編後語所寫：「我們希望台灣作家的作品能夠有力地反應台灣這塊美麗的土地的真實形象，而不是執著於過去的亡靈以忘恩負義的心態來輕視孕育你、供你乳汁和蜜的土地與人民。…我們希望作家認真地生活，堅持道德價值觀念，突破禁忌，勇敢、自主地寫出你在這塊土地上生活體驗和感受。」《文學界》的理想與抱負，獲得作家廣泛的迴響。
《文學界》自創刊到停刊的七年之間，共出刊二十八集，它的歷史定位和成績，自有文學史家評斷，身為《文學界》的主要參與者，不敢置喙。但我們要感謝《文學界》的奉獻者，包括葉石濤、許振江、陳坤崙、曾貴海、彭瑞金、施明正，以及其他出錢出力的人，由於大家的努力，使得《文學界》在八○年代台灣文學發展史上重要的時刻，留下了深刻、珍貴的足跡。
在這篇側寫陳坤崙的短文，我竟繞了一圈，從《文學界》開始談起，原因是，我之所以認識、了解陳坤崙是從《文學界》開始的。話說我們的第一次見面大概是在一九六八年左右。我記得是在送一位詩友到高雄鹽埕區的公路局北站（現已拆除）乘車時，遇見了坤崙。我正就讀大學，而他當時是一位高中生吧，剃著光頭，個子不高，黑黑的皮膚，典型的文學青年，手上拿著兩本翻譯的世界名著。我們只是寒暄，沒有深談，但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後，我大學畢業，回到高雄，在高雄市立醫院當住院醫師，也開始與高雄文友交往，像美麗島事件前夕，我們便常在莊金國開的「主流書局」聚會，或在我青年路的家裡，舉辦文學座談會。我和坤崙在學生時代有一個共同的運動嗜好，就是踢足球，這些也常為我們的話題。
《文學界》創刊時，由陳坤崙擔任發行人，第五期轉任社長，改由我擔任發行人，許振江任執行編輯。為了避免審稿的困擾，另設有不具名的編輯委員會。《文學界》出刊時，我已離開高雄市立醫院，遷至鳳山武慶二路開設診所。由於編輯部設在我家，許振江又住在附近，於是每期皆在我家開編輯會，決定要採用的稿件後，再由許振江負責編輯。陳坤崙負責印刷。因我家隔壁是郵局，寄書方便，所以每期的發行、讀者服務，也落在我的身上。《文學界》創刊初期仍採用鉛字印刷，坤崙將每期的初稿拿給我，由我與許振江校對。另外，我與坤崙在一九八七年我昔日住的青年路住處成立「春暉語文中心」，教導兒童作文，希望培養文學幼苗。因此，我們有了較多的接觸，也有進一步的認識。他的個性比我還內向，不喜歡出風頭，但只要是有利於文學的事物，他都會義不容辭地支持。《文學界》的經費，除了一部份由文友與關心人士的支持之外，主要是由我、坤崙與貴海三人負責。對於這二位文學兄弟的無條件付出，我的內心可說充滿了感謝。
《文學台灣》的創刊（一九九一），與文學台灣基金會的成立（一九九六），由於工作量不斷地增加，為了維持基金會的運作，實現推動台灣文學的理想，迫使我們不得不成立辦公室。經過一番評估、考慮，終於在二○○一年三月，借用坤崙印刷廠的一角，予以整修，而有一個落角之處。二十多年來，我與坤崙經手超過一百五十多本的雜誌、文學叢刊的出版，及數十個企劃案的執行。我們常互相研究書的版型、編排，也許有時兩人意見不同，但都能互相理解、容忍，也在一起討論中彼此成長。由於長期的資料收集，坤崙對於文學、史料的知識非常廣泛，他雖然不是學者，但他的見識寬廣，加上他的熱心助人，常義務協助研究者的資料蒐集，做一個幕後功臣。常聽他說，當有研究生急著要購買他出版的文學叢書，尚未見到劃撥單，便把書寄去，結果是對方書收到了，卻不見匯款。而他卻笑著說，既然對方需要，就送給他吧。另外，基金會或春暉出版社承辦官方的一些文學出版專案，也常出現虧損，但他都不以為意，只淡淡地說：「這些都是我們本來計劃要做的，虧一點沒有關係。」坤崙的瀟灑，由此可見一斑。
在這裡，我必須記上一筆他與國民黨特務周旋的見證。《文學界》創刊後，他在五福路愛河邊的印刷廠，便遭受警總特務的監視。每到出刊前夕，便有人前往了解。《文學界》第五集刊有廖清山的小說〈隔絕〉，因內容寫到調查局約談的情節，特務便向上呈報。高雄市新聞處要我們刪掉其中某段文字。為了能順利出版，許振江便前往協調，最後由新聞處補償印刷費二千元。即使到《文學台灣》創刊，特務的監控仍陰魂不散，《文學台灣》在台北舉辦創刊紀念會後第四天，即有自稱「陳桂康」的人員約談坤崙。雖然一九八七年已經解嚴，但思想的審查與控制並沒有停止。我在《文學台灣》第三期寫了一篇〈給「警總」的一則啟事〉，作為存證。
跟我一樣，二十多年來由於不斷忙於雜誌、書籍的出版，使得坤崙詩的創作呈現停滯的狀態。不過，我們不能忘記他的詩集《無言的小草》、《人間火宅》裡，那些具有特色、刺痛人心的詩作，為七○年代的詩文學留下歷史的見證。
陳坤崙除了文學上豐富的業績之外，亦長期擔任綠色協會理事長，關心環保、生態；又參與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關懷人權，顯示他對生命存在意義與尊嚴的堅持。
在與坤崙相處的近三十年漫長的歲月裡，讓我深深感受到他個性的敦厚、寬容與永遠為這塊土地付出不求回報的高尚情操，由於他的參與、奉獻，使《文學界》、《文學台灣》、文學台灣基金會締造了豐碩的成績。他可說是一個台灣文學的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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