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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記            蔡秀菊

   邇來，有些文人弔詭地渲染「文學不必扯上政治」的氛圍。但筆者認為網路通行無阻的時代，政治無時無刻不影響人的生活。政治立場決定國家政策，國家政策決定社會資源分配，也決定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的實踐，當然決定文學的關懷面向。文學家將「現實的真實」以「藝術的真實」呈現，就是充分反映現實的藝術表現，這麼說來，文學怎能不扯上政治呢？

台灣社會充斥政治意識形態，這是不爭的事實。林豐明的〈慈母橋〉，中橫的景點硬是把相隔數百年的人物綁在一起。台灣頭到台灣尾，以中山、中正命名的街道、機關學校無所不在，中國地名比比皆是，如果這不叫意識型態，吾人就要反問台灣公務員的創造思考能力在哪裡？賴欣對長期失業者的關心、對發行消費券救經濟成效有限之暗諷；陳明克以「江陳會」期間警政署用拒馬對待台灣人為題，拒馬與玫瑰呈現社會衝突的強烈不安。

話說回來，生態也受政治影響。本期展出「書寫楠溪生態之美」特輯，設若沒有國家公園法把關，很多山林野地恐怕早就開發殆盡。來自蒙古國詩人哈達的〈風景〉，吾人亦看到生態浩劫的警訊。因此筆者解讀陳銘堯「拋開詩的寫作，甚至於拋開詩的閱讀的必要」，就是詩人應本著個人創作自覺的自然韻律。

近日閱讀謝理法描述日治時期台灣現代美術家的長篇小說《紫色大稻埕》，著作中傳遞一個訊息：當藝術家創作的出發點受制於目的論時，藝術創作已失去最原始的純度，多少呼應了詩創作乃是生命和藝術的呈現，詩人應以自己的認知去感應生命本質。

《台灣現代詩》就是以「The Voice of Taiwan」的姿態，向世界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