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現代詩交流史之考察 金尚浩
一、前言
詩是超越語言的障礙，把我們的心身合一共通的文學語言。詩的力量，在今天濃厚地呈現出的不是匯合，而是分離；不是信賴，而是不信；不是明亮，而是黑暗；不是溫暖，而是冷漠；不是安定，而是不安，在此世界潮流中，能夠扮演制約的角色。詩人到底應該立基於什麼位置，應該從什麼立場去發言呢？事實上，東亞詩人各國處境相異而有很大的差別，那樣的差別究竟是社會真實的反映，還是詩人堅持應有的立場信心有所不同所造成？透過詩來理解不同文化的精神，基本上，要反省詩人在不同社會狀態下，對使命的認識和抱負，來追究文化實質的基礎。現代詩絕不必拘泥於地域性，確實是世界性的文學。應該怎樣把世界普遍的性格，與地域的特殊性格互相配合，來尋找現代詩的走向，這應該是東亞詩人的共同課題。
東亞詩人交流的積極意義是：將置身於不同語言體系的現代詩人們，依據不同語言的表現方式，所創作出來的詩，交聚一堂，互相觀摩，以做為對於彼此所擁有語言的反省，進而促進自己本國詩的傳統之發揚；更重要的意義是，超越思想性和各自的立場，以平等的、和睦的、親善的態度來推展亞洲的現代詩和文學。
本論文無法廣泛而深入的探討許多相關問題，將把焦點限定在小範疇內。而置重點於探討東亞詩的特徵，從1980年以來韓國、台灣、日本詩人的交流現況方面來加以論述。
二、1980年至2006年之間的東亞詩人交流史
許多事實來自偶然的意念；許多事實的完成，全憑一鼓作氣的狂熱！東亞詩人的交流，是如何開始的呢？先是一九六五年日本靜岡縣中央圖書館舉辦「早春的詩祭」展覽會，透過日本詩人高橋喜久晴，臺灣詩人陳千武將臺灣的多數作品送往參展。[1] 一九六六年旅日的韓國詩人李沂東與陳千武，透過靜岡詩人會報而相識，再由李沂東介紹了韓國詩人金光林，經由通信而發展了友誼，雙方以介紹互相的作品在自國的詩刊發表爲重點，加強了詩刊和詩的交流。一九六七年四月高橋先生訪台，促進了他對臺灣詩壇更進一步的理解。
之後，根據金光林和陳千武所說的，在一九七七年三月，陳千武夫妻前往日本訪問時，經過首爾與金光林初次相會，當時，他們參觀在首爾的古迹景福宮，便談到有關現代詩的創作與活動等許多瑣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金光林構想的《亞洲現代詩集》出版編輯計畫。陳千武也很贊同，金光林拜託陳千武，去日本與秋谷豐、高橋喜久晴見面時，順便提及將來出版《亞洲現代詩集》一事。當天去日本的陳千武，會見高橋喜久晴時，便研究具體執行的出版計畫。之後，這三地的詩人，透過無數的書信來往，一九八０年十一月，在日本詩壇中，同仁最多的詩志《地球》爲了紀念創刊三十周年舉行「地球的詩祭」邀請世界詩人共襄盛舉，這是在東京召開的國際詩人會議，也是亞洲詩人會議的由來。此次的會議，導致陳千武（1922～）、高橋喜久晴（1926～ ）、金光林（1929～ ）三位詩人的會面，並再增加韓國具常（1919～2003）、日本秋谷豐（1922～ ）、臺灣白萩（1937～ ），六人共同組織成編輯委員會，分別進入徵稿的具體行動。這是東亞詩壇正式交流的開始，他們對詩推廣的熱情，得以達成出版《亞洲現代詩集》的最後的實現；在努力的歲月中醞釀的《亞洲現代詩集》創刊號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終於誕生了。亞洲現代詩集陸續出版至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亞洲現代詩集‧第六集》；亞洲詩人會議在一九八０年十一月于日本東京首次召開以來，到二００一年八月，中國西安召開的『第七屆亞洲詩人會議』；以及一九九七年三月，在首爾召開的『第一屆東亞詩書展』以來，迄今二００六年五月，『第九屆東亞詩書展』在臺灣台中市展出爲止。東亞詩人的交流，愈來愈頻繁，這些都是透過詩文學的活動，謀求各國詩人與文化之間親善交流，藉以提升亞洲文化水準，所呈現的具體成果。
三、東亞詩的共通主題
東亞的區域內，在歷史上雖然有長期的文化交流和互爲影響實績，但不同的地理因素和社會現實，也産生異質的文化生態。近代東亞，除日本外，落後于歐美，普遍受過區域外和區域內殖民主義的宰制和肆虐，二次大戰後大多走向解放、獨立、民主化的過程，顯然遭遇和過程的順逆程度有所不同，成就也有差別。
亞洲現代文學的發展，普遍受到歐美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如何保持與西方景況的同步發展，又能存留東方獨特的異質，成爲亞洲詩人重大的挑戰。
韓國詩人具常在〈我們要追求什麽〉一文中說：
我們住在亞洲，互相異於實存的生存的情況，異於民族社會的實況，卻有相異的國與國間的制度，所以只有這一片詩心的紐帶作業，能達成「人類一家」的成果，是我們要追求，要實踐的理想。[2]
全世界潛伏著慢性的危機，在地球上的各地方逐漸顯現出來。如地球環境的破壞、民族間的紛爭、不治的愛滋病的蔓延、饑餓與貧困、還有人心荒廢。做爲亞洲現代詩人所面臨的是：得面對日趨複雜的科技文明所帶來的一時流行的時代風尚。詩人如果不願故步自封或孑然孤立，那麽面對新的風尚，只能順時應變，或巧投時好或循聲附和，否則只能淹沒在時代的洪流裏。金光林說：
現在我們接受他人的東西時，不要固執，並展現出自己的東西時，也不要小氣。總而言之，「亞洲現代詩集」的構想動機可以說都在此。[3]
雖說東亞詩人的語言不同，可是愛護和平的詩心，可能會超越國籍、意識形態和人種。在現代産業化時代中，詩本身該扮演文化的一個角色，探討對人類和社會有所貢獻的方法。這是在愈來愈複雜的國際化社會中，今日的詩人該走的方向。一九九五年亞洲詩人會議臺灣日月潭大會，議程表裏有這樣的標語：
看！亞洲的新風格‧醒目的語言群，以愛與和平，邁向新世紀的詩的新使命！！
此外，透過在世界文化圈裏，亞洲現代詩具有的特徵的發現和考察，確認其座標，探討亞洲詩未來的發展。在二十一世紀，經由知識或資訊的國際性交流，愈來愈頻繁。詩人們互相友好和相互協助來發現詩的價值，並非不可能的事。做爲一個東亞詩人的一員，自然成爲世界詩人的一員。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必須擁有很多的問題意識，而益使其團結起來。詩人也會重視在地域、風土、使用的語言，在各自的民族裏紮根，維護各個詩人的個性，同時擁抱共通的性格，或更多的人性課題生存下去。
四、各自的主題與詩追求的方向
在悠久的文學發展演變中，亞洲各民族逐漸形成了優秀作品沈澱累積的文學傳統。當回顧中國詩的傳統時，可以看出詩與時代相應互動的關係。[4] 詩不僅是時代的反映和産物，詩同時也影響和改變時代。亞洲區域內持有共同社會意識的質素，對內具有相同的結構性，有如神話的原型，對外則是呈現異質的特色。但在區域系統再次分化時，同樣在例如韓國、日本、臺灣、東南亞各國之中，也會産生區隔性，其中又有各自系統內相同的內在結構和異質的因素。日本詩人高橋喜久晴說：
做一個詩人，對詩生成的原動力之民族意識發揚的方法，讓我學習了很多。……我想亞洲各國的詩都一樣抱著如此的問題意識。[5]
在文學上，成長中的東亞詩人，往往過早地接受當年殖民國強勢文化或當前歐美霸權文化的深度影響，無形中，喪失本國文化內涵的自信。東亞有廣幅不同的處境，但各國的詩人已經歷過類似的感情和精神上的苦悶、挫折、和希望。純粹和敏銳的共通的要素是人類未來的明燈。
在韓國，一０至二０年代初期的新體詩，是否定格律形式，以散文詩型打出近世開化思想的産物。二０年代，可以說是韓國現代詩的出發期。四０年代則是屬於歷史的轉換期，因被帝國主義抹殺的語言政策，詩人們爲保存韓語的詩拼命努力的時期；五０年代的韓國詩人寫現代主義，以及愛國的作品，旨在克服韓戰的破壞。六０年代的「四‧一九」和「五‧一六」等改變民族命運的歷史事件，詩人們接受了生命力和傳統抒情主義的文藝復興，成爲韓國現代詩史的轉捩點。七０年代韓國詩人以其原創的構想和形式，面臨冰冷的隔離和不公平對待。八０年代在韓國稱爲「詩壇風暴」，此時期可分成二階段：八０年代前期，政治文學雜誌泛濫；後期，自由主義盛行，許多人認爲政治環境已獲改善，確實也是如此。四０年代至八０年代，在韓國現代詩史上可以發現二個里程標，其一是與現實對抗的政治立場，另一是對自我無知，但盲從審美抗衡。九０年代的詩，正在摧毀詩壇前面二個對立的爭執立場，以求奇異的和諧統合。
在臺灣，二０年代成爲文化改革狼煙的臺灣新文學運動之先鋒就是新詩。五０年代台灣詩壇上相繼出現的《現代詩》、《藍星》、《創世紀》等三個主要詩刊，以及一九六四年六月，《笠》創刊了。《笠》是對《創世紀》詩風的糾正和否定，也是台灣本土意識在詩壇上的崛起。從七０年代鄉土文學論爭，進展到社會和政治改革運動最初的導火線，也是來自新詩論爭，而臺灣的新詩總是鏤刻著臺灣宿命的歷史和社會傷痕。可以說這是反映著臺灣所處的客觀情勢。在七０年代其實只是由破而立的過渡階段，要等到八０年代緣於政治、社會形勢的激化，也進一步激勵更年輕的詩人寫出具現實性的城市詩及批判現實之作。這種七０年代的整體成就到了八０年代才較明顯地呈現出來，只就這一點已足以載入詩史中，為台灣的新詩注入其貢獻。八０年代，台灣是商品化的社會，人性被物化，以物質定義存在的價值。八０年代的台灣詩壇顯現的特徵就是「台灣本土詩」與「後現代詩」兩條最突出的創作路線平行的局面。
基本上，九０年代的台灣新詩，大致還會承襲八０年代的餘波，只是有的地方稍微顯示清晰，有的地方稍微模糊而已。這種現象是由前代的承接和傳統的凝視，新世代詩人的自覺而造就。在以藝術的、現實的、台灣本土的、社會的創作方向為主流，詩人的努力已有相當的成績。但是，在經由承接而造成創新的局面，仍然需等待著詩人們更進一步的自我期許以及衝擊。
在日本，由於發自要歌唱明治時代之新聲的「新體詩」運動，其誕生之聲響遍及人們的胸臆和社會各角落的記憶猶新。新詩運動歷經明治、大正、昭和各年代繼續一百十多年迄今，濃厚的反映著各時代的風貌自不待言。不過在日本，俳句或短歌變成大衆化、趣味化了，以附和大衆水準得到大家的喜愛。現代詩卻被置於一般人的關心之外，封閉於狹窄的範圍，留給人這種印象很難改變。小海永二指出，現在日本詩壇有兩大主流：
一是受西方現代主義影響，較爲摩登、知性，重視詩的語言表現；一是較東方式的表現手法，注重日常生活、人類感情等，著重現實性的描寫。[6]
稱爲語言世界的探究，造成難解又曖昧的個人主義的詩；以及重視生活或體驗，追求廣泛地對他者對話的語言上明解的詩。當代詩人的任何詩篇，都應視爲詩人對文學思潮和現代詩，表現技巧的認知和訓練的成果。因此，韓‧台‧日的現代詩，已成長到超出古典詩的典型詠歎抒情性，採用西方的象徵主義、超現實主義、意象主義、或即物主義等的表現技巧，自由表達詩人個人的智慧、思想、和批判的現實，兼揉夢與現實，或客觀表現法，往往受到詩人對潛意識和心理分析技巧的興趣和知識所影響。
對社會現實處理上的差別而言，韓‧台‧日詩題材的主要特點是：韓文詩是採取較爲直接了當的方法；中文詩一般是以間接、迂迴的方式處理；而日文詩一般則是避而不提或僅以追憶來處理。此種趨勢部份是與各國的社會情勢有關，但也可以說是各國對文學，尤其是詩，有不同的傳統觀點所致。在中文詩中，傳統上保持「詩言志」，因此，僅表達感情而缺乏言志或道德目的的詩，就評價不高；在日文詩中，感情表達的敏銳卻較言志的陳述更被重視；韓文詩則重視抒情與言志的微妙而隱約的混合，可以說是夾在中日詩的中間。
儘管各東亞國家裏的歷史和社會情勢不同，韓‧台‧日詩人卻共享同樣的喜怒哀樂，雖然採取的形式可能不同，但只要同樣的精神以其精純和智慧繼續活躍，我們就能預期詩人有更光明的前途。
五、對東亞詩壇的影響：回顧與展望
透過多次的詩人會議及出版詩集中，呈現出來的問題，是需要不斷地培養年輕的翻譯人才。如此，才能繼續翻譯出有水準的詩作品。目前在有關亞洲詩人活動中，參與翻譯工作者，大多都是高齡的老一輩的詩人。這些老詩人，日治時期不但受過日本教育，並且已至少五十年以上，從事文學創作及翻譯工作。因此，經由他們翻譯出來的都是高水準的作品。另外，臺灣詩人陳明台教授和韓國詩人權宅明先生等人，都五十多歲可以說是第二代的翻譯專家。他們曾留學日本或是在日本工作好多年，翻譯經驗也很豐富。目前日本方面尚未聽說，頗懂韓文的日本詩人。其外，在國際化社會裏的東亞詩人，該如何要面對寫詩時的心態呢？美國加州大學杜國清教授在〈譯詩感言〉一文中說：
詩已逐漸由民族性變成國際性的今天，詩人只有寫些「可譯」的詩，才能成爲世界性的詩人。然而，只有寫出「不可譯」的「不翻譯」的作品的民族詩人，當他孜孜致力於精練本族的語言以富麗本國的詩傳統時，才真正使翻譯者成爲叛逆者。[7]
詩的翻譯不只是語言的傳達而已，而是詩的重新創作。比較起與原詩好壞，只能全部交給讀者判斷，不過，爲了擴大現代詩的領域而踏上世界詩壇，原詩作者寫些可譯的詩，最好不要讓翻譯者成爲叛逆者。日本詩人小海永二在〈向二十一世紀挑戰——從現代詩的領域〉一文中說：
詩人的問題意識，都會挑逗創造意欲，不但對表現的方法有所反省，也會自然促進他們對其真摯的探求。[8]
據聽過去某一個出版社，擬籌備出版世界詩人叢書時，發現在擬定的共二十位世界詩人當中，十八位是屬於西方詩人，才二位是屬於東方詩人。事實上，東方文學尚未脫離西歐文學的影響，也尚未達到世界文學的水準。由於文學本身具備在各民族的歷史裏熟成的個性，所以東西方文學的單純比較，就是問題。要提升文學的水準，東亞的文人務必要扮演主導的角色。
要辦一場國際性的詩人會議，單憑民間文學組織的力量，顯然是不夠的，想要繼續辦好亞洲詩人會議，必得更多的外力加入才能底于成。因爲亞洲詩人活動，可以達成文化交流的目的，有關政府文化機構或是企業單位，應給予最大的支援和贊助，使得舉辦活動能順利開展。
二十一世紀的東亞詩文學發展，不只是已往交流密切的韓‧台‧日的事宜，若有機會中國大陸和北韓也是該要共同扮演重要的角色才對。不管如何，今天非常可惜的是，已經蠻順利地辦到第九屆的東亞詩書展，據聽恐怕到今天為止告一段落，也會走入東亞詩壇歷史的一面。這一點是今天在座的諸位共同思考的作業。
六、結語
詩人敏感的觸角，常會探索時代環境中最清雅優美，或最腐爛發臭的事象，指點出來，代替人民的欲求不滿或希望讚美的心聲，以批判、哀愁的感受，令人共鳴。詩具人類意志「永生」的任務。「’95亞洲詩人會議」會長陳千武說的好：「不必等待翻譯，詩是共同的語言」。雖然國籍不同，詩人的天真、敏銳與細緻卻是相似的。這種跨越了國界，跨越了不同的語言，創造了東亞現代詩的國度。讓東亞現代詩人們，能從交流中瞭解到對方，關懷對方，這個國度是廣大的，這種瞭解，是鮮活而深刻的。
日新月異的科技發明，雖造成人類前所未有的物質環境，且東亞地區經濟的蓬勃發展，也爲國際社會受矚目。不過，如何充實人類精神內涵，營造美好和諧社會；尤其是對東亞豐富的文化資産，如何賦予嶄新的時代意義，已經爲有識之士所共同關切。詩，可以說是最精緻的文學，足以教化人倫、涵養性情，美化生活意境。因此，至盼東亞的詩人，秉持對詩的熱愛與執著，繼續恢宏詩教，以真善美的作品，提升東亞人民的生活品質，促進世界和平。
[1] 參見《笠詩刊》（第十一期，1966年4月），頁1。
[2]《亞洲現代詩集‧第二集》（台中，笠詩刊社，1982年11月），頁212至213。
[3]〈發刊周邊〉《亞洲現代詩集‧第三集》（首爾，東亞出版公社，1984年5月），頁205。
[4] 中國文學的主流，從詩經、楚辭、樂府、唐詩、宋詞、元曲、明清散文和小說，以及二十世紀的白話文學，其發展的規律不外乎窮則變，變則通，可以說就是中國文學的發展史。詩與詩的辯證關係，正如清代批評家葉燮（1627～1703）所說的：「時有變而詩因之，詩遞變而時隨之」。時是指詩人所處時代的外在環境，而詩該是指作品所含精神的內在因素。
[5] 高橋喜久晴〈詩語言的調和性與生命力——過去是新鮮的一種逆說〉《’95亞洲詩人會議論文集》（亞洲詩人會議籌備委員會編印，1995年8月），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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