鯨向海的結尾是問號，但其實是肯定的：讀者有權站在同志的立場，來解讀那些「已被論斷」的非同志詩作。
在這樣的雙重體認下，鯨向海的結論是：
同志詩的辨識不妨以排除法為標準：任何不是緊緊設限於男歡女愛之詩，都可鬆動地放入同志詩的範圍來討論─ 把無論「同輩」、「同類」或「同學」們，從幾乎難以意識到的心理防禦機轉中釋放出來。（鯨向海：2009）
謝靜國顯然認同鯨向海的觀點，他也用了「誤讀」（misreading）一詞，來證成這個觀點。儘管這一詞不是來自布魯姆，而是來自艾可（Umberto Eco, 1932- ）的《誤讀》（Diario minimo）一書，但他的結論還是和鯨向海相同：讀者有解釋權，把非同志詩解讀為同志詩。（謝靜國：2009）他還引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的說法，證成讀者具有任意解釋的權力。他說：
巴特認為文本（text）是一個開放的載體，此一載體所承載的舉凡象徵、符號、意義等，均是在一個流動的狀態中彼此不斷創造衍生，並且讀者具有文本的解釋權，而這是為了打破傳統作品（work）中，作者（author）與權威（authority）的內在聯繫，顛覆所謂的原則與規範。（謝靜國：2009）
謝靜國並以屈原《離騷》中的香草美人[1]為例，繼續這樣說：
如果放到文學史的脈絡去探討，中國的香草美人傳統要到近二十年來才開始有論者「大膽」提出這「可能」是中國男同性戀文學的濫觴，臣對君的忠貞只是虛晃一招（異性戀批評中的所謂隱喻）[2]。（謝靜國：2009）
鯨向海和謝靜國的寬鬆定義，使得同志詩的數目大為增加。這固然有助於同志平權運動的進行，但卻可能有浮濫之譏。在古代，一些以儒為尊的道學家，刻意將《詩經》裡的詩句，「誤讀」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取法」範例。[3]當我們為這樣的過度「誤讀」提出異議時，太過寬鬆地畫定同志詩的「領土」，恐怕也是值得商榷的吧？
[1] 漢•王逸《離騷》序：「《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後來，香草美人就被比喻為忠貞賢良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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