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接下來要寫什麼詩 蔡秀菊
假設性的前提
《台灣現代詩》策劃「發現同志詩」座談會，我以《台灣現代詩》主編的立場，提出以下說明：《台灣現代詩》從創刊以來，以培養多元創作思考為目標，致力於詩文學的探討與推廣。是以五年來我們嘗試過「詩與雕刻的對話」、「詩與花藝」、「詩書展」、「封面徵詩」等跨領域合作，承辦「第九屆東亞詩書展」(2006.5.30~2006.6.9)，並進行現代詩校園巡迴展及校園座談。2007年起連續三年舉辦「五月讀詩天」詩人節活動，也與大學院校或民間社團合辦「詩的形式表現」(2008.4.24)、「詩的女性˙女性的詩」(2008.11.23)、「台日韓現代詩交流」(2008.5.17)、「城市書寫的詩美學」(2009.6.14)五場座談會。每年年會同步舉辦詩的主題研討會，且不定期召開詩人作品合評，五年當中已刊登十五位詩人的作品合評記錄。
「發現同志詩」座談會是《台灣現代詩》向外延伸的諸多觸角之一，希望透過此次座談，讓讀者對同志詩有較多瞭解；也希望透過與會者的討論，能提供同志詩書寫者一些意見參考。
我大學主修生物，大學畢業後擔任國中自然科教師以迄退休，因職場關係投入教育改革運動；也因為關心自然環境，所以在退休前一年到靜宜大學生態研究所再進修並取得碩士學位，關心環境議題與所學有關。由於這兩種訓練背景，我對同志運動和同志詩的觀察，比較傾向從遺傳學及演化學角度思考。以遺傳學常用的基因遺傳機率來說，子代任何性狀的表現理論上都可以推算出機率多寡，但對個體而言，每一種性狀的呈現都屬「獨立事件」。譬如說，根據遺傳學理論，一對男女結合生育小孩，每一胎生男生女的機率各半，可是媽媽懷的每一胎都屬「獨立事件」，不是男就是女。這種機率推算跟丟十元銅板一樣，每丟一次銅板，出現人頭與十元的機率雖然各半，一旦蓋住銅板的手掌掀開時，出現的永遠只有其中一面。因此有人連生數胎男嬰、或七仙女或男女各半，這種機率其實很小，但不是不可能發生，就像中樂透頭彩的機率雖然微乎其微，還是有人拿到「賓果」。
我之所以要強調「獨立事件」的原因，是因為我發現學界引進西方女性主義、後現代、後殖民、解構主義等等理論進行作家文本探討時，很容易就把作者全數收納到這個網絡中，反而忽略不同文化的差異性，以及作者的成長背景和散布其作品或活動中，所透露的個人深層思維。換句話說，我期待台灣學界進行作品詮釋時，能多瞭解作者的生命史，而非掉書袋似地賣弄研讀翻譯書所得的知識。
個人覺得文學理論有如自然科學研究的歸納法，雖然可以歸納出通則，但是把通則一體適用放到個體身上，並不見得貼近事實 ，因為個體本身就是一個「獨立事件」，不是任何主義可以像印模般套用的。我提出這種看法，多少回應一些探討女性詩人的學術論文，幾乎都從女性主義觀點切入，我想有些女詩人不見得同意如此被詮釋。台灣女性主義運動從七○年代開展，台灣女同志運動初始寄生於台灣女性主義運動，九○年代之後，女同志團體希望走出這種寄生狀態，「女同志≠女性主義」的主張逐漸明朗。我從女同志團體發行的《女朋友》雜誌裡，發現女同志涉及個人的「T和婆」關係，每個個案都是一樁「獨立事件」，我想一個女同志詩人應該不樂見被侷限在情慾書寫的狹小範圍裡被討論吧？同理，男同志詩人也會冀望被他人用更寬廣的尺度，看待他們的同志詩書寫吧？
接著，我再以演化觀點提出另一假設。個人覺得社會的開放與觀念轉變，並非線性發展。例如人類科技的進步，晚近三十幾年來資訊時代的快速進步，幾乎徹底改變四十歲以下年齡層的生活習性，中老年人也深受影響。網路時代創造的產品機能，勝過近三百年工業化的成果。記得1976年我大學畢業時，那時只有電算機系，一部電算機體積龐大佔用幾間大型實驗室且造價不菲。寫程式要用「0」、「1」數位碼慢慢在打孔片上打卡。那種昂貴的怪獸型機器，它的功能還比不上後來電子連鎖店販售的廉價計算機。我開始教書時，剛好進入電腦化時代，我從basic語言開始學習，一條簡單的計算式要花很多時間去寫>=的程式語言，啟動電腦要用開機片，還要學一大堆文書輸入法、Lotus試算表、dBase資料庫，列表機是矩陣模式的撞針列印，要背一大堆列印指令，搞得我一個頭兩個大。陸續拿到一些電腦學分之後，突然間window視窗軟體問世，以前學電腦的痛苦瞬間煙消雲散。今天，第三世界國家推動資訊教育時，雖然無法使用最先進的電腦器材，但也不必重複我那種「從無到有」的學習經驗，這就是我所謂文化的跳躍式演進。以這種觀點放到現代化國家發展歷程，西方婦女運動從爭取投票權開始，一九二○年代左右方得如願以償。日治時期1935年11月22日台灣第一次舉辦地方自治選舉，當時規定須年滿二十五歲和住滿六個月，並限制只有男性且年繳稅金達五圓以上的人才有投票權。但在1945年戰後的大小選舉，台灣婦女不必抗爭就擁有參政權，因此，台灣婦女運動，有台灣社會文化的特殊屬性與需求，當然不必完全複製西方婦女運動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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