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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Ⅴ

 

  緊接著我想談的是第(3):詩語言的晦澀問題。

  詩人對於詩語言的刻意運用,往往也是作品晦澀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我們仍以林亨泰的詩為例。

  林亨泰以為,台灣現代詩是中國(古典與現代)詩之「縱的繼承」。(詳:林亨泰〈中國詩的傳統〉,刊於《現代詩》20期。)這話固然旨在反對紀弦所謂台灣現代詩是來自歐美的「橫的移植」(詳《現代詩》,〈社論〉13期),但確實代表了林亨泰對於現代詩的深刻見解。

  「縱的繼承」,到底繼承了中國詩的什麼具體內容?那正是前文說過的:1.在本質上,即象徵主義。2.在文字上,即立體主義。」象徵主義我們已在前面討論過,現在想繼續討論的是立體主義。

  林亨泰所謂中國詩的立體主義,指的是中國文字具有強烈空間性的特質。林亨泰在〈中國詩的傳統〉一文中說:中國的文字,不是「音標文字」,而是依據六書原理,所構成的方塊字,因此字的本身就具有立體感。文中,林亨泰還引了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的研究,以為:「中國文字非語音的記載,而它的特色在於視官上的認識。

  筆者還要進一步引用新心理分析學派(neo-psychoanalytic school)當代巨匠佛洛姆(Erich Fromm)的分析,證成林亨泰(高本漢)的這一說法:

  佛洛姆在他的〈心理分析與禪〉一文中,曾以「下雨」(it rains)這一語句為例,說明不同民族會有不同的著重點:希伯來文注重完成式和未完成式,卻不注重時間的過程;拉丁文既注重完成式和未完成式,也注重時間的過程;英語所注重的則是時間的過程。而在中文,著重的不是時間而是空間;這從「下雨」這一詞的「下」字具有空間意義,即可明白。(見:鈴木大拙•佛洛姆著,孟祥森譯《禪與心理分析》,頁158。)因此,林亨泰或高本漢所謂中國文字注重空間,每個字或詞都有立體的空間性這一說法,證諸佛洛姆的分析,應該是正確的。

  在這種中國文字的體認下,林亨泰寫了許多「怪詩」或「符號詩」。在他看來,中國詩的兩大繼承∣象徵主義和立體主義,是相通的。他說:「詩裡的『象徵』所能給予『詩』的也就是代數學裡的『符號』所能給予『代數學』的。」(〈符號論〉,刊於《現代詩》18期。)足見「象徵」或「符號」對於詩的重要性。林亨泰《非情之歌•作品第三十九》曾這樣寫著:

 

寫風景
只是
通過農作物
通過農作物
通過農作物
而已……

 

  又說:

 

寫風景
只是
通過防風林
通過防風林
通過防風林
而已……

 

  在這樣的體認下,於是,一連串採用中國字的立體性或空間性的「符號」,來「象徵」風景或「象徵」其他事物的詩作出現了,例如〈風景No.1〉:

 

農作物 的
旁邊 還有
農作物 的
旁邊 還有
農作物 的
旁邊 還有
陽光陽光曬長了耳朵
陽光陽光曬長了脖子

 

  又如〈風景No.2〉:

 

防風林 的
外邊 還有
防風林 的
外邊 還有
防風林 的
外邊 還有

然而海 以及波的羅列
然而海 以及波的羅列

 

  再如〈農舍〉:

 


被打開著的
正廳
神明
被打開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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