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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韓現代詩交流座談會」與談稿*     金尚浩

 

一、引 

 

東亞詩人各國處境相異而有很大的差別,那樣的差別究竟是社會真實的反映,還是詩人堅持應有的立場信心有所不同造成呢?透過詩來理解不同文化的精神,基本上,要反省詩人在不同社會狀態下,對使命的認識和抱負,來追究文化實質的基礎。現代詩絕不必拘泥於地域性,確實是世界性的文學。應該怎樣把世界普遍的性格,與地域的特殊性格互相配合,來尋找現代詩的走向,這應該是亞洲詩人的共同課題。

東亞詩人交流的積極意義是:將置身於不同語言體系的現代詩人們,依據不同語言的表現方式,所創作出來的詩,齊聚一堂,互相觀摩,以做爲對於彼此所擁有語言的反省,進而促進自己本國詩的傳統之發揚。更重要的意義是,超越思想性和各自的立場。以平等的、和睦的、親善的態度來推展亞洲的現代詩和文學。

 

二、1980年至2006年之間的東亞詩人交流史

 

許多事實來自偶然的意念;許多事實的完成,全憑一鼓作氣的狂熱!東亞詩人的交流,是如何開始的呢?先是一九六五年日本靜岡縣中央圖書館舉辦「早春的詩祭」展覽會,透過日本詩人高橋喜久晴,台灣詩人陳千武將台灣的多數作品送往參展。[1]一九六六年旅日的韓國詩人李沂東與陳千武,透過靜岡詩人會報而相識,再由李沂東介紹了韓國詩人金光林,經由通信而發展了友誼,雙方以介紹互相的作品在自國的詩刊發表爲重點,加強了詩刊和詩的交流。一九六七年四月 高橋 先生訪台,促進了他對台灣詩壇更進一步的理解。

  之後,根據金光林和陳千武所說的,在一九七七年三月,陳千武夫妻前往日本訪問時,經過首爾與金光林初次相會,當時,他們參觀在首爾的古迹景福宮,便談到有關現代詩的創作與活動等許多瑣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金光林構想的《亞洲現代詩集》出版編輯計畫。陳千武也很贊同,金光林拜託陳千武,去日本與秋谷豐、高橋喜久晴見面時,順便提及將來出版《亞洲現代詩集》一事。當天去日本的陳千武,會見高橋喜久晴時,便研究具體執行的出版計畫。然後,這三地的詩人,透過無數的書信來往,一九八年十一月,在日本詩壇中,同仁最多的詩誌《地球》爲了紀念創刊三十周年舉行「地球的詩祭」邀請世界詩人共襄盛舉,這是在東京召開的國際詩人會議,也是亞洲詩人會議的由來。此次的會議,導致金光林(1929~ )、陳千武(1922~ )、高橋喜久晴(1926~ )三位詩人的會面,並再增加韓國具常(1919~2004)、日本秋谷豐(1922~ )、台灣白萩(1948~ ),六人共同組織成編輯委員會,分別進入徵稿的具體行動。這是東亞詩壇正式交流的開始,他們對詩推廣的熱情,得以達成出版《亞洲現代詩集》的最後的實現;在努力的歲月中醞釀的《亞洲現代詩集》創刊號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終於誕生了。亞洲現代詩集陸續出版至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亞洲現代詩集‧第六集》;而關於亞洲詩人會議在一九八年十一月于日本東京首次召開以來,到二○○一年八月,中國西安召開的『第七屆亞洲詩人會議』為止;以及一九九七年三月台日韓共同發起,並在首爾召開的『第一屆東亞詩書展』,至二○○六年五月,『第九屆東亞詩書展』在台灣台中市展出爲止。東亞詩人的交流,愈來愈頻繁,這些都是透過詩文學的活動,謀求各國詩人與文化之間親善交流,藉以提升亞洲文化水準,所呈現的具體成果。

 

三、回顧與期待:復活的夢

 

  雖說東亞詩人的語言不同,可是愛護和平的詩心,可能會超越國籍、意識形態和人種。在現代産業化時代中,詩本身該扮演文化的一個角色,探討對人類和社會有所貢獻的方法。這是在愈來愈複雜的國際化社會中,今日的詩人該走的方向。一九九五年亞洲詩人會議台灣日月潭大會,議程表裏有這樣的標語:

 

  看!亞洲的新風格‧醒目的語言群,以愛與和平,邁向新世紀的詩的新使命!!

 

  此外,透過在世界文化圈裡,東亞現代詩具有的特徵的發現和考察,確認其座標,探討亞洲詩未來的發展。在二十一世紀,經由知識或資訊的國際性交流,愈來愈頻繁。詩人們互相友好和相互協助來發現詩的價值,並非不可能的事。做爲一個東亞詩人的一員,自然成爲世界詩人的一員。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必須擁有很多的問題意識,而益使其團結起來。詩人也會重視在地域、風土、使用的語言,在各自的民族裏紮根,維護各個詩人的個性,同時擁抱共通的性格,或更多的人性課題生存下去。

  儘管各東亞國家裡的歷史和社會情勢不同,韓‧台‧日詩人卻只享同樣的喜怒哀樂,雖然採取的形式可能不同,但只要同樣的精神以其精純和智慧繼續活躍,我們就能預期詩人有更光明的前途。

  透過以往多次的詩人國際活動及出版詩集中,呈現出來的問題,是需要不斷地培養年輕的翻譯人才。如此,才繼續翻譯出有水準的詩作品。過去在有關亞洲詩人活動中,參與翻譯工作者,大多都是高齡的老一輩的詩人。這些老詩人,日治時期不但受過日本教育,並且已經數十年間,從事文學創作及翻譯工作。因此,經由他們翻譯出來的都是最高水準的作品。另外,台灣詩人陳明台、邱若山教授和韓國詩人權宅明先生等人,都五十多歲可以說是第二代的日文翻譯專家。他們曾留學日本或是在日本工作頗多年,翻譯經驗也很豐富。目前日本方面尚未聽說,頗懂韓文的日本詩人。其外,在國際化社會裡的東亞詩人,該如何要面對寫詩時的心態呢?美國加州大學終身教授杜國清在〈譯詩感言〉一文中說:

 

  詩已逐漸由民族性變成國際性的今天,詩人只有寫些「可譯」的詩,才能成爲世界性的詩人。然而,只有寫出「不可譯」的「不翻譯」的作品的民族詩人,當他孜孜致力於精練本族的語言以富麗本國的詩傳統時,才真正使翻譯者成爲叛逆者。[2]

 

  詩的翻譯不只是語言的傳達而已,而是詩的重新創作。比較起與原詩好壞,只能全部交給讀者判斷,不過,爲了擴大現代詩的領域而踏上世界詩壇,原詩作者寫些可譯的詩,最好不要讓翻譯者成爲叛逆者。

  據聽過去韓國某一個出版社,擬籌備出版世界詩人叢書時,發現在擬定的共二十位世界詩人當中,十八位是屬於西方詩人,才二位是屬於東方詩人。事實上,東方文學尚未脫離西歐文學的影響,也許可能尚未達到世界文學的水準。由於文學本身具備在各民族的歷史裡熟成的個性,所以東西方文學的單純比較,就是問題。要提高文學的水準,東亞的文人務必要扮演主導的角色才對。

  要辦一場國際性的詩人會議,單憑民間文學組織的力量,顯然是不夠的,想要繼續辦好東亞詩人活動,必得更多的外力加入才能底于成。因爲亞洲詩人活動,可以達成文化交流的目的,有關政府文化機構或是企業單位,應給予最大的支援和贊助使得舉辦活動能順利開展。二十一世紀的東亞詩文學發展,不只是已往交流密切的韓‧台‧日的事,中國大陸和北韓也是該要共同扮演重要的角色才對。

 

四、結 

 

  詩人敏感的觸角,常會探索時代環境中最清雅優美,或最腐爛發臭的事象,指點出來,代替人民的欲求不滿或希望讚美的心聲,以批判、哀愁的感受,令人共鳴。詩具人類意志「永生」的任務。「’95亞洲詩人會議」會長陳千武說的好:「不必等待翻譯,詩是共同的語言」。雖然國籍不同,詩人的天真、敏銳與細緻卻是相似的。這種跨越了國界,跨越了不同的語言,創造了亞洲現代詩的國度。讓亞洲現代詩人們,能從交流中瞭解到對方,關懷對方,這個國度是廣大的,這種瞭解,是鮮活而深刻的。

  日新月異的科技發明,雖造成人類前所未有的物質環境,且亞洲地區經濟的蓬勃發展,也爲國際社會受矚目。不過,如何充實人類精神內涵,營造美好和諧社會;尤其是對亞洲豐富的文化資産,如何賦予嶄新的時代意義,已經爲有識之士所共同關切。詩,可以說是最精緻的文學,足以教化人倫、涵養性情,美化生活意境。因此,至盼東亞的詩人,秉持對詩的熱愛與執著,繼續恢弘詩教,以真善美的作品,提升東亞人民生活品質,促進世界和平。



*此文的大部分內容引用了筆者的二篇拙作〈論東亞詩文學交流之考察(1980年至2003年)—— 

 以韓國、台灣、日本為中心)《笠》詩刊,第244期(200412);以及〈東亞現代詩交流

 史之考察〉《台灣現代詩,第6期》(20066月)。

[1]參見《笠》詩刊,(第十一期,19664月),頁1

[2] 《亞洲現代詩集‧第二集》,(台中,笠詩刊社,198211月)頁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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