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位在南方的故鄉，其情形又如何呢？「人們仍認真地發音╱緊緊地抓住方言不放╱唱山歌自衛」。所幸，故鄉的人們依然使用母語，並以生活的山歌守護、延續母語。然而，沒有一個地區能持續母語已成弱勢的憤怒和同情，逐漸失去危機意識，因此故鄉的學童除了在學校接受「國語」教育外，回家還持續接受電視媒體的教育，而「漠視了自己的語言」。由於統治者擁有優勢的各種資源，能掌握媒體的意義解釋權，建構鞏固政權的意識形態，再配合「國語」政策的推行，使學童在不知不覺中被全盤「教化」，而漠視母語及文化。
藉由〈憑弔〉提出母語正逐漸消失中的實情，表示詩人對此事的強烈擔憂。然而，詩人最後的語氣卻轉緩，自謙「我所憑弔的也許不值得保存╱但我仍然惋惜她的損失」。事實上，前者是詩人考慮到他人的想法，或許他人會認為詩人所憑弔的母語「不值得保存」，但重點在於後者，即詩人進一步對母語的損失表示惋惜，以提醒失去危機意識的母語族群。
學者兼作家的陳玉玲，曾於《台灣文學的國度：女性．本土．反殖民論述》的〈瘖啞的情結：《混聲合唱——「笠」詩選》的不平之鳴〉開門見山地表示：「殖民者打壓被殖民者的語言文化，樹立自己的語言系統，使被殖民者被迫消音。笠詩人以異化為『失語症的鳥』為諷喻，對強勢的政治體制提出反擊。」7道出台灣母語受壓迫的實情，以及《笠》的本土與反殖民特色。同時，於其中「受傷的母語」一節，陳玉玲論述〈憑弔〉：「笠詩社少數的女詩人之一利玉芳，正是受國語運動的一代，〈憑弔〉詩指出自己已漸漸消失鄉音，以致很少人能正確指出自己的出生地。而家鄉的人雖然能堅持說母語，卻不能爭取母語的發言權，以致連下一代的學童也漠視了自己的語言。」8其已簡要地揭示利玉芳於〈憑弔〉對母語逐漸消失提出警訊的重點。
事實上，利玉芳曾表示，在描寫自己於1972年出嫁情景的〈嫁〉9中，所提到的「串串的叮嚀」，除了父親提到要遵守三從四德外，姑姑特別叮嚀以後別忘記教孩子客語，正如客家諺語所述：「寧賣祖宗田，莫忘祖宗言」，且這句話一直放在利玉芳心中，成為其重視母語的起源。多年後，利玉芳加入蕃薯詩社，便開始積極創作客家母語詩，或許也算是對姑姑叮嚀的回應吧，1992年在《蕃薯》詩刊發表過〈瓦窯〉10、〈鞋〉11；1994年跟黃恆秋帶領的客家團到大陸客家地區訪問，並以客語完成客家大陸行系列詩，除發表於《六堆》、《中原》雜誌外，還收錄於《向日葵》12；另外，在《淡飲洛神花茶的早晨》也可閱讀到其客語作品。當初，利玉芳寫〈憑弔〉時，只能較消極地對母語的損失表示「惋惜」。然而，現在的利玉芳已能以實際行動，藉由母語詩創作，更積極地為母語延續貢獻心力。
一般談到「語言政策」，大多會聯想到「跨越語言一代」，因為他們在日治時期接受日語教育，戰後卻因日語被國民政府禁用而「失聲」，所以他們所受的影響最大，感受也最深。例如「跨越語言一代」的杜潘芳格，曾以作品〈聲音〉13道出當初受國語政策壓迫的困境：「從那時起，╱語言失去出口」，「現在，只能等待新的聲音╱一天又一天，╱嚴肅地忍耐地等待」。「國語政策」讓「跨語言一代」受的苦自不在話下，事實上，只要以較年輕的1950甚至60年代為例就好，當時在學校大多有受過因為講被貶為「方言」的母語而被罰錢、罰站、罰跪或罰打手心的懲戒經驗。如上述1951年出生的李勤岸，曾以福佬語的〈比較語言學〉，寫出因說母語而被罰錢、罰站、罰掛狗牌，被笑沒水準，甚至交不到女朋友的經驗。
「語言政策」的成功，不僅在於被統治者接受統治者的語言而已，最令人驚恐的是配合教育機構、媒體的操作，被統治者在接納統治者的語言時，其意識形態也一併被收編重構，逐漸忘卻被邊緣化的母語及文化，甚至以統治者的觀點貶低自己的母語及文化。然而，現今社會卻仍存在有貶低自己母語及文化的變異現象，這使我們擔心包含原住民的許多台灣弱勢語言及文化真會滅絕。在期盼現在的政府能採取因應的搶救對策的同時，我們似乎也要有從自己做起的覺醒，而〈憑弔〉的作者即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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