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社會現實 莊柏林
台灣現代詩人協會理事長吳麗櫻寄中短篇小說集《清涼小子》，目錄一看〈回到故鄉〉，即映入眼簾，不久即讀完，那小說描繪三兄弟媳婦對母親秀梅生前生後的想法作法，馬上聯想到她為我出的課題「詩與社會現實」。
她說定這樣一個題目，如將小說壓縮成詩，那秀梅往生「回到故鄉」的故事，也是一種社會現實，也就是文學與社會現實的關係。
在我的文學經驗裡，像讀屈原的《離騷》，但丁的《神曲》，泰戈爾《吉旦加利》，赫塞《流浪者之歌》，米爾頓的《失樂園》，紫式部的《源氏物語》等，幾乎分不出小說、散文、散文詩及詩的境界，這是自古以來的痕跡，而不是近代才產生的現象。
如果詩以形式來界限，中國的唐詩宋詞那種嚴格的律韻，才是真正的詩，但以中國的歷史背景，詩經、楚辭、漢賦、元曲等，都不是嚴格形式的詩。以上開屈原的《離騷》為例，並無如唐詩宋詞的韻腳，也不限其每行及每句的字數，更未限逗點符號，屬散漫而自由的風格，亦仍屬史詩的範圍。屈原以一個士大夫的立場，對楚懷王的政治建言，也是反映春秋戰國時代，合縱連橫政策的優劣，君臣間發生嚴重的意見衝突，導致屈原不滿社會現象而投汨羅江自殺。
在中國周朝至春秋時代，孕育出中國最完整的文學經典《詩經》，無論描繪男女間的愛情，對祖先的祭祀，宴會的歌，統治者惡行，政治腐敗等等，都是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當然包括社會矛盾，政治的苛刻，人間的困苦。以此類推，〈我在台灣詩人的地圖〉一文裡，特別提到台灣詩人要注意到台灣在中國強大文化薰陶裡，已失去自主性的地位，如何建立台灣主體意識，應是台灣詩人必須具備的使命感，這也是台灣的社會現實面臨的困境。
由於我受過十多年大中國主義教育，對於中國的文學特別熟悉，從中國的文學角度，也可看到社會現實面。唐詩重形式，經過「再煉再調」的凝聚，產生的詩語言，不只是陶冶性情的作品，而關懷民生社會的困苦，前者如朱慶餘〈近試上張水部〉裡：「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寫的是夫妻新婚與父母間的社會現象。杜甫可說是現實主義詩人，他寫了不少反映當時社會面困境的詩，其中〈兵車行〉最明顯，描寫戰亂民間疾苦，最後「…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另外安史之亂時，逃難蜀境時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的「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而白居易的〈長恨歌〉，則是唐明皇與楊貴妃間的故事，都有當時的現實背景。
詞也有其歷史背景，李後主的〈虞美人〉「…雕欄玉砌應猶在，祇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這一首，係李後主遭宋俘囚後，感懷故國之作，也與他的政治處境有關。岳飛唯一一首〈滿江紅〉「…靖康恥，猶未雪，…駕長車踏破賀蘭山闕。…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也就是北宋遭金入侵，遷江南，岳飛奉派收復江北的雄懷壯志之作，但事與願違，遭奸臣構陷而冤死。
泰戈爾的《新月集》裡的〈海邊〉、〈孩子的路〉、〈家〉、〈睡眠偷竊者〉、〈雲與浪〉、〈何時與為什麼〉、〈放逐的土地〉、〈下雨的日子〉、〈天文學者〉、〈對岸〉、〈泉源〉等，都是來自他對出生地的孟加拉經驗，因他在老爸留下來的田野，過著田園生活，常坐在一隻小船內，浮在柏特瑪河上，陶醉在自然裡，這是他寫詩的源泉。
《神曲》，是但丁於三十七歲時，遭受放逐，終其一生寫出的長詩。流浪的經驗，以及對其女友貝德麗采不死的思念，將自己的生活背景和周遭的人事，都引入其中，對「地獄集」、「淨界集」到「天堂集」，是一種基督世界的心靈流浪，讓人體會人性的善惡，苦樂，而追求心靈世界的平衡。
《流浪者之歌》，也是赫塞隨傳教士之父母，出生印度，嗣回國，1911年再次長期旅遊，描寫西達塔和歌文達二個年輕人，追求宗教心靈的史詩，其中最精采處，在於兩個人遇見釋迦牟尼佛那一段的對答。
其餘如米爾頓的《失樂園》，在他盲目後，以心靈道述的詩篇，包括亞當夏娃如何因受撒旦誘惑，失去極樂園，上帝可憐人類的無助，遣送其子耶穌至凡間，救苦救難，讓人類可跟隨他上天堂，也有保皇黨和共和黨鬥爭的時代背景。
紫氏部為一宮女，二十五歲即守寡，帶著獨女一子，過一生寂寞的生活，而觀察到源氏的一生，也是當時對宮廷貴族生活的經驗，終其一生，寫出如詩篇的文學巨著。
所謂社會現實，不應僅指人類生活以及其故事，應包括宗教、道德，甚至界定的正義、公理、是非、黑白，所依據歷史背景。而自然生態，包括地球的海陸、岩石、山峰、動植物、烈火、洪水、河川、田野。又日日與人類相關的四季變化，太陽、月亮、星星、銀河、銀河之外的宇宙。針對此，我在2005年7月23日在自由副刊，登載一首〈移動〉的短詩，將編入當年度台灣詩選，該詩以抒情方式，僅以十行說出上述的種種社會觀，全部歸諸宇宙的移動現象，也就是人類的生離死別等，而輪迴也是。
我在永恆與變化之中
而你在可見與不可見之間
相會只許一瞬
不論寒冬有多長
總有溫暖的一天
冰成水
水而霧而雲而雨
多少輪迴
只是一種宇宙的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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