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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節氣詩‧短情歌╱吳千行

劉其偉教授曾開過二十四節氣畫展，我為他的畫作題詩，所以我曾寫過二十四節氣，但是我寫的是根據劉其偉的畫去想像，多少也有藉用一點現實。吳千行這首〈二十四　節氣〉比較屬於抒情描寫，對現實意象的白描，我比較看得懂。其次，他的想像我雖然不能全部掌握，但是有一部分我覺得很好玩，像「小雪」。

我一向認為節氣如春夏秋冬、方位如東西南北，不能任意改變。把一年的生命根據節氣的變化去書寫，這個東西既抽象又真實。農民曆很有趣，「小寒」寒流來了，「大寒」寒流更強。要寫這種題材，第一不能違背大自然的變化，要是寫得跟大自然不同，我會懷疑是否對自然現象有所了解。但是，又不是要用這種知識來寫詩，就很有趣。如「【小暑】海風起了吧？╱泳衣舊了吧？╱冰店開張了吧？╱頭髮該剪了吧？」都有快進入夏天的感覺。不必講海風怎麼了，只用「海風起了吧？」不必講泳衣怎樣，要把泳衣拿出來穿，會想到會不會太小，所以只講「泳衣舊了吧？」我當兵的時候休假沒地方去，最喜歡去泡冰店，冰電會放唱片，那時最流行「十八姑娘一朵花」這首歌，所以問「冰店開張了吧？」夏天留長頭髮心情會很煩悶，所以問「頭髮該剪了吧？」表面上沒有用很艱深的句子，但有把握到節氣的特色。

我認為有些現代詩不可愛，因為這種感覺太少，前人累積的知識和意象太多。白萩曾說過「已存在的美，對未出現的美是一種壓力。」去學別人的詩，變成某詩人第二，永遠不會變成偉大的詩人。歌德在其《歌德對話錄》中曾經強調，有些詩人出很多詩集，卻不是重要的詩人；有些人寫的詩並不多，卻有深度與份量。現在有雜誌、報紙、網路可以發表詩，到底有多少人變成有詩的詩人，或只是浪得虛名。我是覺得台灣有太多浪得虛名的詩人，如果我一個一個去點名，馬上會被群起而攻之。但是我敢保證，百年後那些詩人都會不見了。不要說百年啦，我讀國中時，出名的人有些都不見了。當時發表作品的詩人，到現在被懷念的，永遠都是那幾首而已，表示他們沒長進。這首寫節氣變化的詩，看起來沒有像前面作品的詩語言那麼強烈。以女孩子做比喻，有一種女人化妝得很艷麗，卸妝後臉色卻很蒼白；另一種女人平常不化妝，但偶而薄施脂粉，看起來充滿生命。也就是詩，要用本來面目還是要濃妝，寫詩的人可以選擇。

我的想法，我們要看的是自然天生麗質，但是我們的詩壇卻流行濃妝豔抹。年輕一代需要多思考。

（四）信仰╱夏木

我越來越感覺到很多寓言一直被懷念，一定有很多情節的表現，有真正逼近的真理。但這首用了很多聖經的語言，我卻不太瞭解。第二，她用了很多哲學語言，像柏拉圖、尼采。她把尼采的話顛倒過來，尼采說：「上帝死了」，她說「上帝高喊尼采已死」，我還搞不清楚整首詩要表現什麼。像「地獄人間╱人間地獄」。但丁寫「地獄、淨土、天堂」，但丁的《神曲》寫得最好的是〈地獄篇〉。其實人間有如地獄，比較容易發揮。這首詩除了知識之外，坦白說我不知道究竟要表現什麼。從基督教的觀點來說，信仰是有很多變化的。《歌德對話錄》中，歌德說：「耶穌的時候，耶穌是與上帝站在一邊；馬丁路德的時候，馬丁路德是與上帝站在一邊。」信仰主要是要跟上帝站在一邊，但是我們把信仰弄成教會才有信仰。我遇到很多宗教信徒，行為很噁心的也有。所以信仰不是知識的問題，純粹是對宗教、對上帝的問題。「我雖不識一個字，我亦堂堂正正作一個人」，現在是識字的人很多，違背上帝、違背真理的人卻也很多。詩人不管用佛經、聖經寫詩，用太多不必要的知識，說起來是在炫耀自己的知識，但是偉大的詩人不必如此。文學永遠是人對自己生命的深刻體驗，人對自己生活很精細的觀察，寫成作品，而不是在重複別人已有的知識，如果這樣，乾脆去看原典就好了。

結語

英千里教授是天主教徒，來台灣擔任約二十年的台大外文系主任。他上文學批評是教亞里斯多德的《詩學》，也教文藝復興時期的詩和浪漫主義時期的詩。他大多以英詩作例，我很喜歡他的課。他特別提出兩點，康德寫純粹理性批判，談西方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對他有影響。他沒講很多理論，但他說過一句話「純理智是不可愛的」，文學還是要情感的、非理性的；純理智只是炫耀知識而已。其次，他又說一個詩人或作家寫作時，不要老是引用某一段書或某一個詩人的什麼話，這些都是別人的，如果被抽掉，作者能表現什麼？他不贊成在作品中把別人的東西斷章取義，炫耀自己，他講的話給我相當警惕。我的學生時代，李莎、張秀亞她們都愛引用名句，我受到英千里的影響，我都不這麼做。

我想「純理智是不可愛的」，引用別人的章句是不必要的。一首好的詩，尤其是號稱現代詩，更需要擺脫傳統很多不必要的東西。引用佛經，很多人受周夢蝶影響。這幾天報紙也登出周夢蝶的一首詩，還放在醒目位置，我讀了很久，也不知道他在寫什麼。不信的話，如果是周夢蝶、鄭愁予、余光中、洛夫，不管詩好不好，一到《聯合報》一定是最大版的。這樣會造成一種錯覺，以為這一類的詩才是詩，才是好詩。

我在這裡要特別強調，今天講這種話一定會被很多人罵，但是我已經超越在乎被罵的年紀，我在乎的是不是好詩這個問題。那些人，寫了一堆詩，要靠別人去解釋，我都看不懂他們的解釋，我覺得不讀也罷。本來一個乾淨的人，受他們影響而弄得一身腥臭味，那是沒有必要的。詩本來就是要追求真的一面，為什麼那些評論者會變成他們詩的化妝師，這是台灣沒有真正的文學批評，沒有真正詩的批評。他們不尊重已經存在的詩的理論，只是想在台灣繼續擁有詩的統治權、文壇的霸權，這才是他們真正的目的。他們都沒想到，這種情況，時間一過，所有東西都會消逝。

民國四十年左右，國民黨力捧兩位學者：一個是胡適，一個是錢穆。胡適來台中時，我正好讀台中一中，學生都要穿軍訓服到火車站去迎接。台中女中的學生要給他獻花。當年我們也不知道胡適是哪號人物，當時我們班上有一個同學叫李敖，他穿長袍，從火車占內陪胡適走出來，我們還以為他很厲害。其實道理很簡單，當時我只要買一張月臺票，我也可以穿長袍馬褂，就可以站在胡適的旁邊大搖大擺地從車站內走出來，所以很多權威假象都是製造出來的。我們今天已經進入民主化時期，難道還要造神運動嗎？

其實台灣的現代詩，是一些造神運動所造成的，這會使很多好詩、真正的詩人埋沒，可是卻製造出很多浪得虛名的詩人，那不是「裸體的國王」又會是什麼？老實說，那些人寫那麼多詩，拿那麼多獎，作品卻是死的。他們不知道，人生很短，如果繼續寫這類東西，是沒有意義的。可是他們並沒有察覺。

有時候，有人會問我已經有《笠詩刊》了，為什麼還要辦一份《台灣現代詩》？老實說，我們還要繼續發言、繼續批評，對現代詩有新的期許，年輕人也該知道要如何反省。我們現在流行的詩，表面上看起來頭頭是道，其實沒有什麼生命。台灣現代詩壇，很容易用現實主義、現代主義、新即物主義、超現實主義，就給某個詩社或某個詩人貼上標籤，我很不以為然。被貼上標籤，等於被宣布死亡。好像談到「笠詩社」就被貼上新即物主義，如果有人不是這樣寫，那要算什麼？這是對新即物主義盲目的崇拜。很多人在撰寫論文時，都是抄襲國內已有的論文，不會去判斷是否真的如此。論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的人不懂法文，論新即物主義的人不懂德文。論詩需要具有世界詩潮的知識，但也不是在濫用知識。

台灣現代詩進步太少，是因為沒有充實現代詩學的知識。有些學者跟政治人物一樣，想走中間路線，跟中間靠攏，這樣一來，他也會充滿妥協，沒有堅持詩的原則。這種模稜兩可、左右逢源的詩論，將來也會被淘汰。走中間路線的淘汰率很高，不要誤以為自己喜歡的詩才是詩，尤其政治詩常常是一時的，沒有原則的話，很快就會消失的。